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要想取得更高职位，她必须花些时间和那些能够左右和影响决策的人打交道。1995年9月，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第四次妇女大会之即，奥尔布赖特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她诚邀了希拉里作为名誉主席一同前往。两人都要在大会上做重要发言。作为代表团团长，奥尔布赖特负责全面计划和安排，对于奥尔布赖特来说，这一任务非常重大，特别是大会东道主北京的角色使这一任务异常棘手。当时美国大使不在北京，所以没人能来联络与谨慎从事的中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中国官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聚会有可能变成攻击社会主义妇女和家庭待遇问题论坛。另外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当局阻止持不同政见者哈里吴入境，这使得中国人权问题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有人猜测，包括第一夫人在内的美国代表团会抵制大会。
有些官员感到失望的是，奥尔布赖特并未亲自组织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作，代表们发现，打电话找奥尔布赖特解决问题，还不如去找希拉里的高级助理梅兰尼沃维尔。
玛德琳是个有名无实的团长，一位参加会者说。然而，她确实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极具政治目的的决定，没有像组织者所希望的那样，奥尔布赖特在开会前几天到达，以解决一堆最后关头的紧要问题。她却接受了陪同第一夫人的邀请，她的安排是24小时内完成到达、发言、离开这一系列活动。
几名与会代表对奥尔布赖特与希拉里大出风头的表演感动非常吃惊：“她飞来了，做了精彩的亮相，引人注目的表演，然后消失掉。”一位高级官员说道：“我第一次认识到她是个什么样的公众人物。也是第一次我敢肯定地说她正在竞争国务卿这个政治职位。”但话又说过来，没有人会轻易放弃同第一夫人结伴旅行。旅行不仅比乘坐民用飞机更加舒适、轻松——空军1号总统专机上配备有像起居室一样的房间，有舒服的椅子和沙发。而且是一个互相交流观点和看法的大好机会，彼此可以借此增进了解，审慎地交谈，避免了第三者或第四者在场时引起的误解。
因为奥尔布赖特的女儿凯茜的婚礼，中国之行的后勤工作变得非常复杂，婚礼的时间正是大会召开的那个周末。奥尔布赖特参加完凯茜婚礼的庆典活动以后，直飞夏威夷与正在那里度假的克林顿一家见面。当奥尔布赖特的飞机在火奴鲁鲁降落时，总统及第一夫人已在机场等候。奥尔布赖特从她的飞机上下来穿过跑道直接登上总统专机的。一到北京，希拉里就作了大胆的发言，间接地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的政策，她的言论在全世界被广泛宣扬。发言结束后，克林顿夫人飞往蒙古。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奥尔布赖特背道而驰去了缅甸，会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权积极分子昂山素季。
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里该在什么地方，上面所说并不是仅有的一次。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关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各国高级首脑会议。奥尔布赖特对会议的内容和议题丝毫不感兴趣，“根本与她无关。”一位曾和她一起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这样说。当奥尔布赖特得知副总统戈尔将参加会议时，她便立刻飞往哥本哈根去听他的发言。“如果她能在那里呆上一天，太令人吃惊。”一位旁观者说：“她乘上飞机，到了开会现场，然后就立刻飞走。”
第二年，奥尔布赖特又逢时机同希拉里同乘一架飞机，两个人都去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参加在那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并作大会发言，第一夫人邀请奥尔布赖特同去。陪同两位夫人的有大卫谢伐尔，两人之间融洽的关系给谢伐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真是好极了。”他说：“很显然她们之间关系密切，她们开玩笑并开诚布公地交谈。一会儿谈政治、一会儿谈家庭。”第一夫人谈了和女儿切尔西一起去参观大学的事，刚从塞浦路斯回来的奥尔布赖特讲了那儿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问题。“她们俩都清楚什么是重要议题，然后集中谈论。有时很幽默，有时很严肃。”谢伐尔说。
有些联合国工作人员属于职业官僚主义者，几乎反对所有的男性大使。当奥尔布赖特对该组织的女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地位不感兴趣时，他们同样也感失望。他们看到，尽管她也在一些国际妇女大会或其他类似关于妇女问题的活动中露面，但只是走形式。关于促进该事业的发展，她几乎没有做什么。大使也确实召开过一些关于联合国妇女雇员的会议，也进一步地研究过一些倡议书的概要。然而据一观察员所讲，她并不“十分投入，实际上她对此毫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