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这类史学家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当作人类运动的目的，一面研究那些留下为数最多纪念品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来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述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们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8]、博马舍[9]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能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10]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11]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在我们看来，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12]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依旧不可理解。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救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解。教皇们、国王们和武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不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13]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不可知。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对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对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冲动以及生活和思想的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期间，人们为什么互相送上断头台。
假如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最新的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各民族的生活并不包括在少数几个人的生活里，因为还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中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说，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这种理论只是未经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设。
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或许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对于法学的目的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历史上，一旦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一旦历史开始，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能说明了。
那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因为人民意志的移交是无法检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领头，那个理论总可以说，某某人所以成为事件的领导，是因为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牛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定那群牛之所以走这一或那一方向，是由于走在前头的那头牛引导的，这个人的答案就跟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答案一样。
“牛群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头的牛引导着它，所有别的牛的意志总和都交给了那个牛群的领袖。”这就是第一类史学家——那些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带领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牛带领的方向不是牛群所选择的方向，全体牛的意志的总和就由一个领袖移交给另一个领袖。”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的答案。（使用这种观察方法就常常发生下列的情形：那个观察者根据他所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一边、甚至有时把落在后面的人当作带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