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在位期间，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在位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系列的事件不合适，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合适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中也不可能，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的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没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的命令中，只有几道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无数不同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个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要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最繁杂、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边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了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命令绝对不能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忽视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命令的人亲自参加了事件。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了共同的行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加行动的人们中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人直接参加的多，少数人直接参加的少。
在人们为了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最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数目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数目更少，以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当局。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数目比较少）行动比士兵们少；但是他们已经发命令了。军官直接行动更少，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拿起武器。总司令已经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发布与全军的行动有关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直接参加行动越多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越少，他们的数目也就越大；直接参加行动越少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越大，他们的数目也就越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直接参加行动最少，而发号施令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