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看出专题史学家对于造成事件的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认为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是这种力量，而认为权力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力量所形成的结果。在描述一场战争和征服一个民族的时候，世界通史家不是从某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产生的，似乎就不再可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但是，世界通史家大多数仍然把权力作为一种力量，认为事件是由它造成的，它是发生事件的原因。他们说，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的结果；有时又说，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4]、斯罗萨[5]以及其他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不为他们所喜欢的事件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普遍的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处处可见，而且世界通史家的一切论述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通史家刚迈上分析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想把分力合成一定的集合力量或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与合力相等。世界通史家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因此，为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形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件是由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是世界通史家革飞努斯否定专题史学家这种观点，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为什么是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
乡下人不明白下雨的原因，他们是说“风驱散了乌云”，还是说“风吹来了乌云”，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当他们高兴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明别的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文化史学家，遵循那些有时承认著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的世界通史家所开辟的途径，对于这种力量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所谓文化、精神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他们的前辈世界通史家，因为，如果说，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呢？这些史学家从伴随每一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个特征，于是说，这个特征就是现象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极大的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智力活动，因为人类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博爱的教义所引起的战争和死刑等现象，都与这种假定相矛盾。
不过，即使承认那些在史学中充斥着的巧妙编写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再不然就是，除了先前说的帝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别的一些人的影响，还加上另一种新的力量——观点，而观念和群众的关系是需要说明的。拿破仑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样说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合起来，成为一种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