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的历史科学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代人认为神直接参与人事的观点，所以它得另作答案。
新的历史科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什么发生吗？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呢？那么，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他有哪些哪些情人，有哪些哪些大臣，他没有把法国治理好。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不中用的人，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有哪些哪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现二三十个人，他们在谈论所有的人都平等和自由。从此，法国全国互相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另外许多人。这时在法国出现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杀了很多的人，因为他十分英明。后来他借口去杀非洲人，把他们痛痛快快杀了一场，他是那么狡猾和聪明，他回到法国，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他。他做了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去杀人。在那儿又杀死很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一八〇七年，他忽然跟拿破仑交上了朋友，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了脸，又杀了很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可是后来他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了，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忽然都变为他的敌人；这支武装力量就去攻打拿破仑刚集合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并且不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对他表示各种敬意，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嗣后路易十八即位，此人一直不过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了。然后，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的前面坐上头等交椅，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土），在维也纳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使得一些国家高兴，或者一些国家不高兴。突然，那些外交家和君主几乎争吵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了。但是盟国的君主为此大为恼火，又跟法国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了，并且忽然认为他是一个强盗，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所爱的法国，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世。而欧洲反动势力又抬头，君主们又欺压他们的人民了。”
不要认为这是讽刺，是描述历史的漫画。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的矛盾百出、答非所问的论述给以最温和的概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像聋子似的回答那并没有人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目的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它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运动的？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史处心积虑地不是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非常骄傲，或者说，哪些哪些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这一切都可能是有的，人们也情愿同意这种说法；不过，答非所问。这一切都可能是有趣的，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这个神权依靠本身，一贯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各民族的话；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当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种力量，那就要说明那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正是这种力量才是全部历史的旨趣所在。
史学家似乎有一个假想，认为这种力量是不问自明的，是人人皆知的。尽管满心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是，任何一个饱读史籍的人都不禁要提出疑问：连史学家对这个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人人皆知呢？
二
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呢？
有些传记史学家和个别民族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他们说，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或者如专题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由某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于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只存在一个史学家针对一个历史事件作出回答的时候，才是差强人意的。但是，一旦不同国家的而且观点各异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的时候，他们所作的答案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而另一个史学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却说是由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的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上的，共和派朗弗里[3]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诡诈和欺骗人民上的。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对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不出任何肯定的答案，从而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