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到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中间去，那些原先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忽然轻易而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这个目的，除了在十来个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实际上从来是没有的。这个目的不可能有，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达到它也是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达到了，第一，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在逃跑，只要不阻挡这个运动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是靠消灭敌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在后面追赶法国人，只要法国人一停止运动，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应该像赶跑着的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的人知道，最好是扬起鞭子吓唬奔跑的牲口，而不是迎头抽打它。
***
[1]季什卡是吉洪的小名。
[2]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个地区，以产名马著称。
第四部
一
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在消灭——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会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犹如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触摸。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消沉，对悬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死亡乌云闭起眼睛，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地保护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受到带侮辱性的、引起疼痛的接触。所有这一切：街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该去用餐的提醒，使女请示准备什么衣服；还有更坏的——听到不诚恳的、轻描淡写的同情话，所有这一切，都刺痛着伤口，都好似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俩极力倾听那在她们想象中仍未停息的可怕而严肃的合唱所必需的宁静，妨碍她们谛视那在她们面前昙花一现的神秘的、无限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起时，才没有侮辱和痛苦的感觉。她们彼此很少谈话。即使谈话，也只谈一些最无关紧要的琐事。两人都避免提到有关未来的事情。
承认有一个未来，她们觉得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她们在谈话中都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体验的事，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任何用语言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那在她们眼前完成的奥秘的伟大和神圣。
不断地缄默不语，经常地努力回避可能引起谈他的话头：这样从各方面设下的禁忌，使她们所感到的一切，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净和鲜明了。
不过，纯净而完全的悲哀正如纯净而完全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她所处的地位——作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主人，同时又是小侄子的监护人的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沉浸其中的悲伤世界呼唤出来。她接到一些家信；需要写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屋子太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家务，并且带来迁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的建议和劝告，那所住宅还保持完整，只要稍稍修理一下就行了。生活没有停息，需要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离开那隐居冥想的世界，不论是多么令人难过，撇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是多么令人怜惜、甚至有点内疚，但是，生活上的事务要求她去操持，她也只好服从这种要求。她和阿尔帕特奇检查了账目，和德萨尔商量了小侄儿的事情，对迁往莫斯科的事情作了指示和准备。
娜塔莎剩下一个人了，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忙着准备启程以后，娜塔莎总是躲着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让娜塔莎和她一起到莫斯科去，娜塔莎的双亲欣然同意，他们看见女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为换个环境，莫斯科的医生给她看看病，对她是有益的。
“我哪儿也不去，”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好不好。”她说完就跑出屋去，极力忍住眼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愤恨的眼泪。
娜塔莎自从觉得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让她单独忍受悲哀以后，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躲在屋里，把腿蜷起来坐在沙发角落里，用她那细长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者揉碎一件什么东西，眼睛碰到什么东西，就用执著的、一动不动的目光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耗损她的体力，折磨她的精神；但是这对她是必要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站起来，改变了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拿起书来读或者做针线活儿，显然，她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