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皇帝已经当够了，现在该当一当将军了。”虽是这么说了，但说了后就立刻逃走，撇下后面溃不成军的队伍任凭命运摆布。
其次，史学家正向我们描述元帅们灵魂的伟大，特别是内伊，他的灵魂伟大乃在于，他在夜间绕道穿过森林偷渡德聂伯河，抛下军旗和十分之九的军队向奥尔沙逃去。
最后，史学家对我们说，那个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英雄的军队也是伟大的天才的行动。这种在人的语言中被称为卑鄙透顶、连小孩子都以为耻的最后逃走，而这种行为在史学家的语言中竟然得到辩护。
每当历史论评这条富有弹性的线伸得不能再伸的时候，每当那种行动明显地违反人类称作善、甚至称作正义的时候，史学家就乞灵于“伟大”这个概念。好像“伟大”可以排除善和恶的标准似的。“伟人”无恶行。“伟人”无受责之虑。
“这是伟大的！”史学家说，不再有所谓善，也不再有所谓恶，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好，“不伟大”就是坏。在史学家看来，“伟大”是他们称作英雄的某种特殊人物的特性。拿破仑穿着暖和的皮衣逃了回去，不仅抛下那些等待灭亡的伙伴，而且抛下那些（他认为是）他带到那儿的人们，他觉得他很伟大，因而他心安理得。
“从崇高（他从他自己身上看到崇高的东西）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不断地说，“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谁也没有想一想，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不过是承认其微不足道和无限的渺小罢了。
在已经有了基督所赋予的善恶标准的我们看来，不可衡量的东西是没有的。哪儿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那儿就没有伟大。
十九
俄国人每当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述的时候，有谁不体验到懊恼、愤懑和迷惑的感觉呢？有谁不提出问题：既然三路大军以优势的兵力包围了法军，既然溃退的法国人又饥又冻，成群地投降，既然（历史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切断和俘虏全体法国人，那么，怎么没有俘虏和消灭全体法国人呢？
数量少于法国人的俄国军队，怎么就可以打一场波罗金诺战役，而这支军队已经三面包围了法国人，目的是要俘虏他们，怎么就没有达到他这个目的呢？难道法国人比我们就那么强大，我们以优势的兵力包围了他们，也不能把他们打垮？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历史（所谓的历史）回答这些问题说，所以会有这种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某某，没有执行某种、某种策略。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执行这些策略呢？如果他们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而有罪，那么，为什么不审判他们，不处决他们呢？就假定俄国人的失误是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罪过，然而仍然不可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俄军在这两地兵力都占优势），为什么法国军队及其元帅们、国王们和皇帝没有被俘虏，既然俄国人的目的就在于此？
以库图佐夫阻碍进攻的说法来解释这个怪现象（俄国军史专家就是这样说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在塔鲁丁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已经不能阻止军队的进攻了。
为什么俄军以极弱的兵力在波罗金诺战胜拥有全部兵力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以优势的兵力却败给法国的乌合之众呢？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要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和元帅们，而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所有企图，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破坏，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的最后阶段是他们一连串的胜利的说法，就完全对了，俄国史学家认为是我们的胜利就完全错了。
俄国军史家，只要他们遵守逻辑的法则，自然就得出这个结论，虽然满怀激情地歌颂英勇和忠诚，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退却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胜利，是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但是，完全把民族自尊心撇到一边，你会感觉到，这个结论自相矛盾，因为法国人一连串的胜利却导致他们彻底的灭亡，俄国人一连串的失败却导致他们完全消灭敌人和解放祖国。
这个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史学家根据两国的皇帝和将军们的通信、根据战报、报告诸如此类的文件研究当时的事件，从而作出这样的假设：仿佛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们和军队，而这个目的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