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开始了。贝尼格森仍然不肯认输。他虽然同意巴克莱和别人的意见，认为在菲利打一场防御战不可能，但是他满怀俄罗斯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意见分歧了，对这个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同意贝尼格森的意见。不知道这些将军觉得在放弃莫斯科之前有作一次牺牲的必要呢，还是个人另有打算，但是，他们不明了这个会议并不能改变不可避免的战局的发展趋势，实际上莫斯科当时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们懂得这一点，他们把莫斯科问题撂在一边，只谈军队在撤退时应采取的方向。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瞧看她面前的情形，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有她不同的理解。她觉得这不过是“老爷爷”和那个“穿长袍的”（她这样称呼贝尼格森）两人之间的争吵。她看出，他们俩对话时都带着怒气，而她内心是向着老爷爷的。在争论中间，她看见老爷爷向穿长袍的投了迅速机敏的一瞥，使他无言以对：贝尼格森突然脸通红，愤愤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贝尼格森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所提出的夜间把军队从右翼移到左翼以进攻法军右翼的意见的利弊，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其声调是那么平静而安详。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也证实了这个看法。例如……（库图佐夫仿佛在沉思，想找一个例子，同时用明朗、天真的目光望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3]来说吧，那次战役……我想，伯爵一定记得很清楚，并不十分成功，就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太靠近敌人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可是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讨论又恢复了，但时时中断，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一次中断的时候，库图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准备要说话似的。大家都转脸看他。
“这么看来，诸位，打破瓶瓶罐罐，得由我来赔偿了，”他说，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桌旁，“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听了。有的不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我（他停了一下），皇帝和祖国授给我权力，我——命令退却。”
在这之后，将军们开始散了，都带着严肃和默默无言的谨慎的神情，就好像送完了葬走散似的。
有几个将军放低了声音，用与他们在会议上说话时完全不同的腔调，告诉总司令一点什么事。
玛拉莎早就在等着去吃晚饭，她光着一双小脚丫，踩着炕炉的台阶，背朝外小心地从高板床[4]爬下来，混在将军们腿中间跑出门外。
将军们走后，库图佐夫用臂肘支着桌子坐了很久，他老在想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做出决定的？这是谁的罪过？”
“我没料到这个，”他对深夜走进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我没料到这个！我没料到这个！”
“您应当休息一下了，勋座。”施奈德说。
“不行！让他们也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那肥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会落这么个下场的，只要……”
五
当时，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退出莫斯科与焚毁莫斯科，在这一事件中，拉斯托普钦（我们都觉得他是这一事件的领导者）却采取了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行动。
放弃莫斯科与焚毁莫斯科这一事件，也和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军队不战而退到莫斯科以东一样，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我们和我们祖先心中的感情，就可以预见到所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到俄国土地上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不用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的干预，在莫斯科发生的事，在那里也同样发生了。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他们不闹事，不焦急，也没有把什么人打个稀巴烂，而是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相信他们在困难的时刻有找到办法的能力。只要敌人刚一逼近，最富有的居民就撇下自己的财产逃跑了；穷人留下来，他们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
在每个俄国人心中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认识：事情会是这样的，永远会是这样的。一八一二年在俄国社交界就有这样的认识，甚至预感莫斯科将要失守。那些早在七月和八月上旬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们，表明他们已经料到这一点。那些离开的人们带走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丢下住宅和一半财产，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精神不是用言词，不是用那为了拯救祖国献出自己的孩子，以及用诸如此类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的，而是无形地、简单地、一星半点地显示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