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极力显示他那俄罗斯爱国精神，坚决主张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听到这个不能不皱眉头）。贝尼格森的如意算盘，库图佐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保卫战失败，就把罪责推给库图佐夫，因为他不战就带着军队退到麻雀山，如果成功，就归功于他个人；如果否决他的意见，那么，放弃莫斯科的罪责就没有他的份儿。但是，现在老头子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阴谋。有一个可怕的问题占有了他。而且对于这个问题，他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答案。现在他心中只有这么一个问题：“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莫斯科来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在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或者是前天晚上我打了个盹儿，吩咐贝尼格森发布命令的时候？……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可怕的问题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莫斯科必须放弃，军队必须撤退，这道命令必须发出。”发出这道可怕的命令就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他不但爱权力，掌握惯了权力（他在土耳其时，他的上级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所受到的尊敬使他艳羡不置），而且他相信，他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因此才有违反皇帝的意愿，按照人民的意志，把他选为总司令这件事。他相信，只有他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对常胜的拿破仑无所畏惧；但是一想到他不得不发布那道命令，他就不寒而栗。但是必须有个决定，必须中止他周围那些过于随便的谈话。
他把职位比较高的一些将军叫来。
“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他从条凳上站起来，说，然后骑着马到菲利去了，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家一间宽敞、比较好的小屋里举行军事会议。这个农民一大家子人——男男女女，还有孩子，都挤进小过厅对面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只有安德烈的六岁孙女玛拉莎留在那间大屋的炕炉上，勋座抚爱她，吃茶时给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炕炉上羞怯而欢喜地瞧着一个个走进来、坐在屋角圣像下宽凳子上的将军们的脸、制服和十字勋章。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单独坐在炕炉后边黑暗的角落里。他深深地陷进一张折叠的扶手椅里，不断咳咳呛呛地清嗓子，抻一抻军大衣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着的，好像仍然卡他的脖子。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陆军元帅面前；他跟一些人握手，向另一些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气愤地向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了勋座的意思，他是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在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的农家的杉木桌周围，聚的人太多，勤务兵不得不再拿来一个条凳放在桌子旁边。几个新来的人——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坐在这个条凳上。在前面一排，正对着圣像下面，坐着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十字勋章，苍白的脸带有病容，高高的前额和秃顶连成一片。从昨天开始他就打摆子，这时他正发冷，浑身酸痛。坐在他身旁的是乌瓦罗夫，他正低声地（大家都这样说话）、很快地打着手势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矮胖的多赫图罗夫挑起眼眉，双手叠在肚子上，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一只手托着他那粗眉大眼、目光炯炯的硕大的脑袋，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带着不耐烦的神情习惯地向前卷着他那鬓角的黑发，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房门。科诺夫尼岑那副坚强、俊秀、善良的面孔，焕发着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向她挤挤眼，逗得小姑娘莞尔一笑。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视察一遍阵地，实际上是要吃完他那美味的饭菜。从四点钟等到六点钟，一直没有开始讨论，都在低声闲谈。
贝尼格森一走进屋，库图佐夫就从角落里移近桌子，但只移到不让桌上的蜡烛照亮他的脸的地方。
贝尼格森首先提出开会的议题：“是不战就放弃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呢？”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冷场。所有的人都沉着脸，在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气愤地喘气和咳嗽。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的眼睛也望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她看见他怎样皱眉蹙额；就好像要哭的样子。但是这种情形持续了不大会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贝尼格森的话，他这是指出这句话的虚伪性。“我可以告诉您，大人阁下，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是没有意义的（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提出这种问题是不可以的，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邀请诸位来开会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军事问题。是这么一个问题：拯救俄国靠军队，是打一仗而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风险比较有利呢，还是不战就放弃莫斯科比较有利？我是想知道诸位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又向后靠到扶手椅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