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家认真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退到菲利之前，早就应当把军队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甚至有人曾经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在一个总司令面前，特别是在困难时刻，摆着的何止一个建议，常常是一下子几十个建议。所有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作出的建议都是彼此矛盾的。总司令的任务似乎只是选择这些建议中的一个。但是他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待人的。譬如说，人们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可是这时忽然从米洛拉多维奇驰来一名副官，问他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呢，还是撤走。他必须即刻发出命令。而撤走的命令却使我们离开了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的地方。在副官之后，军需官来问，把粮食运到哪儿，军医官来问，把伤员运到哪儿；一个信使从彼得堡带来皇帝的信，说是不让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的政敌，就是老想找碴儿中伤他的政敌（这样的人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一个与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转移截然相反的计划；而总司令本人的体力却需要睡眠和补充营养；而一个没得到勋章的可敬的将军前来诉冤，而居民前来请求保护；派出视察地形的军官回来了，他的报告与在他之前派出的军官的报告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负责侦察的将军，他们对敌情的讲述各不相同。有些人不想去理解或者忘记一个总司令在他的活动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条件，这些人在谈起，比方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就说总司令在九月一日完全来得及决定放弃或者保卫莫斯科这一问题，而实际上，当时俄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五俄里的路程，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特别明显的是在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途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钟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三
俄国军队从波罗金诺撤退后，在菲利附近驻下。去视察阵地回来的叶尔莫洛夫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作战简直不可能。”他说。库图佐夫惊讶地看了看他，叫他再说一遍。在他说了以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来。
“把手伸给我。”他说，把对方的手翻过来摸着他的脉搏，说，“你不舒服，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什么话。”
在离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波克隆山上，库图佐夫下了马车，坐在路边一张条凳上。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周围。从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他们中间。这群显赫的人物分成好几个组，在谈论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情形，总之，都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虽然并未召集这样的会议，也没有人叫它军事会议。大家所谈的都是共同的问题。如果有人谈到或者打听私人的事情，总是低声私语，随即又谈起共同的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完全听不见说笑声，甚至看不见笑脸。显然，大家都努力保持着应有的风度。所有小组在互相交谈时，都极力靠近总司令（总司令的条凳是这些小组的中心），并且尽可能让他听见他们的谈话。总司令听而且有时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听了听某一组的谈话，多半是带着失望的神情扭过脸去，就好像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愿意听的。有些人对选定的阵地发议论，与其说是批评那个阵地本身，不如说是批评选定阵地的人的聪明才智；另一些人证明说，早就犯了一个错误，两天前就应该发动那场战役；又有一些人谈论萨拉曼卡战役，一个刚刚来到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述了战役的经过。（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国军队服务的德国亲王正在议论萨拉戈萨城的保卫战[2]，认为莫斯科也可以如法炮制。）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第四组里说，他愿意和莫斯科民兵一同战死在首都的城墙下，但是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对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他事先知道的话，那就会完全不同了……第五组显示他们对战略的深思熟虑，正在谈论军队应当采取的方向。第六组讲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忧心忡忡，越来越愁容满面。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出一点：保卫莫斯科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如此之大，如果有哪个总司令发疯硬要打一仗，那就会造成混乱，而且仗仍然打不起来；其所以打不起来，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认为那个阵地不能守，而且在他们的谈话中只讨论在必然放弃那个阵地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指挥官怎么能把他们的军队带到他们认为不能作战的战场上去呢？下级军官，甚至士兵们（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那个阵地不行，所以不能抱着必败的信念去打仗。如果说贝尼格森主张坚守这个阵地，还有些人在讨论它的话，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其意义不过是作为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罢了。库图佐夫是了解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