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逃离莫斯科。”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提示他们说，逃离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羞于落个胆小鬼的名声，羞于离开，但是他们仍然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非这样不可。他们为什么离开呢？不能认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制造的恐怖把他们吓跑的。人们都在逃走，而且首先逃走的都是一些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十分清楚，维也纳和柏林都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期间，居民们和可爱的法国人相处得很融洽，那些法国人当时很受俄国男人、特别是俄国妇女的欢迎。
他们之所以逃走，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法国人统治莫斯科有好坏之别。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比什么都坏。早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前，他们就开始逃走了，波罗金诺战役之后逃得更快，完全不理会有保卫莫斯科的号召，不理会有莫斯科总督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打仗的声明，不理会有消灭法国人的气球，不理会有拉斯托普钦传单中的胡言乱语。他们知道，打仗是军人的事，如果军队不能打仗，那么，带着小姐和家奴去三山打拿破仑是不行的，那只有走，不管听任自己的财产被毁掉是多么可惜。他们走了，并不去想被居民放弃的宏伟富有的首都显然会被烧掉，其意义是多么重大（一座具有木结构建筑物的大城市，被抛弃后，必然要烧毁）；他们各顾各地逃走了，而正是由于他们都逃走，才实现了一个永远成为俄罗斯人民最光荣的伟大事件。那个早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仆们从莫斯科启程到萨拉托夫省乡下去的太太，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愿做波拿巴的奴隶，而且害怕被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留下，她做了一件简单而真正的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可是拉斯托普钦伯爵怎么样呢，他时而羞辱逃走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不顶事的武器发给一群酒鬼，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5]搬走圣者遗骸和圣像，时而征调莫斯科所有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搬运列比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焚毁莫斯科，时而讲他放火烧了他的住宅，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辞严义正地指责他们破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把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自己，时而又屏弃那种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拿所有的奸细，把奸细都交给他，时而又责备民众捉拿奸细，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都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许可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内，时而却下令逮捕和放逐没有特殊罪过的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时而在三山召集民众去打法国人，时而为了要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杀人，而他自己却从后门溜掉了；时而说他为莫斯科的不幸而悲伤，时而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诗[6]以表示他对这件事的同情，——这个人不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一心只想做一点使人吃惊的事，只想做一番爱国的英雄事业，像一个孩子似的，面对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样重大而不可避免的事件，却在那儿蹦蹦跳跳地嬉戏，努力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止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
六
海伦随着宫廷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海伦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大人物的特别保护。在维尔纳，她又跟一个年轻的外国亲王过从甚密。海伦回到彼得堡，亲王和那位大官两人都在彼得堡，两人都宣称他们有保护的权利，这在海伦的交际生活中还是一个新课题：要和两方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又不得罪任何一方。
这对于别的女人似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而对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来说，全不当回事，她享有最聪明的女人的声誉，决非偶然。如果她隐瞒自己的行为，耍手腕企图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那她就等于自认有罪，反倒会坏事；但是海伦却相反，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人物，即刻站到正确的立场，而且她衷心地相信自己正确，把所有别人都放到有罪的地位。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备她的时候，她高傲地抬起美丽的头，向他半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哼，男人就是自私，心肠又硬！我对他们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一个女人为了您牺牲自己；她吃尽了苦头，得到的报酬原来就是这个。阁下，您有什么权利查问我的爱情和友谊？这个人对我比亲父亲还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