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见机车启动，就听见汽笛响，看见开汽门和轮子转动；但并不能因此我就有权利下结论说：汽笛响和轮子转动是机车运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吹起冷风，是因为橡树发芽了，而实际上，每年春天橡树发芽时，都吹拂着冷风。虽然我不知道每当橡树发芽就有冷风吹拂的原因，但是我不能同意农民说橡树发芽是吹冷风的原因，因为风的力量决不是树芽所能影响得了的。我只看出，在一切生活现象中，常有一些条件的巧合，我还看出，不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钟的指针、机车的汽门和轮子，以及橡树的幼芽，也找不出钟声、机车的运转和春风的原因。为此，我应当完全改变我的观点，来研究蒸汽、钟表和风的运动的规律。历史也应当这样办。实际上已经有人做这样的尝试了。
为了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不敢说用这种方法了解历史的规律究竟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途径上所用的精力还不及史学家在描述帝王将相的各种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见解所用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二
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俄国。俄国军队和居民为了避免冲突往后撤到斯摩棱斯克，再由斯摩棱斯克撤到波罗金诺。法国军队以不断增长的冲力疾奔莫斯科，奔向它运动的目标。它这冲力在接近目标时，就更加大了，就像下坠的物体越接近地面，它的速度就越大一样。它后面是几千俄里饥饿的含有敌意的国土；前面距离目标只有几十俄里。拿破仑的每个士兵都有这样的感觉，入侵得以自然地向前推进，全凭这股冲力。
俄国军队越往后退，对敌人的仇恨火焰也就越加炽烈；在后退中，它集聚了力量而且壮大起来。在波罗金诺打了一仗。双方的军队都没垮掉，但是俄国军队打了这一仗后，即刻撤走，其所以如此，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具有更大冲力的球必然反跳回来一样；那个猛力直冲的侵略的球，虽然相碰时失去它全部的力量，也必然再向前滚上一段路。
俄国人退了一百二十俄里——退过了莫斯科，法国人到达莫斯科，在那儿停下来。此后一连五星期没有战事。法国人在原地不动。他们就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流着鲜血，在舔它的伤口，在莫斯科无所作为地停留了五个星期，突然，没有任何新的原因，回头往后逃走了：他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窜去，除了在小雅罗斯拉维茨城下打了一个胜仗外，他们没打过一场大仗，就以更高的速度逃回斯摩棱斯克，再从斯摩棱斯克逃往维尔纳，逃往别列济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以及全体俄国军队都相信，波罗金诺这一仗打赢了。库图佐夫递给皇帝的报告也是这样说的。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给敌人最后一击，这样做不是要欺骗什么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经被打败，每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当天和次日，接二连三地传来骇人听闻的损失和军队伤亡半数的消息，新的战斗在实力上成为不可能了。
再来一次战斗是不可能的，因为情报还没有收集起来，伤员还没有收容好，弹药还没有补充，阵亡人数还没有统计，代替战死者的新军官还没有指派，士兵们还饿着肚子，而且睡眠不足。
然而同时，就在那次战斗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它运动的冲力似乎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增加着）已经自动向俄国军队冲上来了。库图佐夫想在第二天发动进攻，全体军队也是这样想。但是，要想进攻，只有这样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不能不后退一天的行程，然后又不能不后退另一天和第三天的行程，最后，九月一日，当军队退到莫斯科时，虽然士气高涨到极点，然而客观的形势却要求军队退到莫斯科以东。于是军队又退了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让给敌人。
有些人想当然，以为整个战局和各个战役的计划是由统帅们制定出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那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地图，想象他对某某战役是怎样部署的，于是在那些人的想象中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为什么不这样或那样做呢？在退到菲利之前，为什么不据守一个阵地呢？为什么他不立即放弃莫斯科，退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上去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惯于这样想的人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总司令总是在一些不可避免的条件中行动的。一个统帅的行动完全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自在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地图，双方的兵力已经知道，地形也知道，于是仔细考虑某一战役，并且从某个已知的时机开始我们的思考。一个总司令永远不会处在某一事件开头的那些条件，而我们总是依据那些条件来研究那个事件。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不断运动的事件之中，因此，他从来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一秒一秒地逐渐呈现出它的意义的，在这连续不断的呈现事件意义的每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思考、从属关系、权力、计划、意见、恫吓、欺骗的中心，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互相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