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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99)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请允许我送送您。”上校说。

“现在这样晚了,一个人怎么走呢?”公爵夫人附和道,“我叫帕拉莎送您吧。”

吉提看见,瓦莲卡听说要送她回去时忍不住微微一笑。

“不必了,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来没出过事。”她拿起帽子说,又吻了吻吉提,来不及告诉她什么是重要的事,就夹着乐谱,迈着矫健的步子,消失在夏夜的幽暗中,把那个秘密——什么事情重要以及什么力量赋予她如此令人羡慕的平静和自尊——也带走了。

三十三

吉提认识了斯塔尔夫人。这一结识,还有同瓦莲卡的友谊,不但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也在她悲伤的时候抚慰了她。她得到慰藉是因为通过与她俩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完全不同于她的既往的世界,从这个崇高美好的世界可以平静地审视以往发生的事情。在她面前,除了七情六欲的本能生活,又出现了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所揭示,但又丝毫不同于吉提从小熟悉的那种宗教,那种跟熟人们一起在寡妇收容所做日祷和晚祷、和牧师一同背诵斯拉夫经文的宗教。这是一种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崇高而神秘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但必须信仰,而且值得珍爱。

这一切吉提并不是从别人的话语中了解到的。斯塔尔夫人和吉提谈话时,把她当做可爱的小孩,像回忆自己的青春那样欣赏她。只有一次斯塔尔夫人提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唯有爱和信仰能带来慰藉,基督怜悯我们的痛苦是无微不至的,但说到这里她马上转变了话题。然而,吉提从她的每个动作、每一句话,从她那吉提称之为天国般的眼神中,特别是瓦莲卡告诉她的斯塔尔夫人的整个身世中,总之,从各个方面懂得了“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一点她从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尽管斯塔尔夫人品格高尚,身世感人,言谈高雅温和,吉提却无意中在她身上发现了某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她注意到,斯塔尔夫人问到她的亲属时,曾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有悖于基督教忠厚之道。她还发现,有一次斯塔尔夫人住处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斯塔尔夫人尽量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异样地微笑着。这些虽说是细枝末节的发现,却使吉提困惑不解,对斯塔尔夫人产生了疑窦。然而瓦莲卡孑然一身,没有亲友,没有欲望和遗憾,带着她那份惆怅和无奈,却成了吉提理想中的完人。她从瓦莲卡身上领悟到:只要做到忘我和爱人,就能够心安理得、幸福美满。吉提想成为这样的人。现在她明白了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就不想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赞美,而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展现在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根据瓦莲卡所讲的斯塔尔夫人及其他一些她提到名字的人在做的事情,吉提也有了自己未来生活的打算。瓦莲卡对她讲过许多关于斯塔尔夫人的侄女阿林的事,吉提也将照她那样,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去寻找不幸者,尽力帮助他们,发给他们福音书,向病人、犯人和临终的人诵读福音书。她想学阿林的样给犯人们念福音书,这个想法特别使她着迷。这些秘密愿望吉提既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向瓦莲卡透露过。

吉提一方面等待时机大展宏图,另一方面,眼下在矿泉就有不少病人和不幸者,她很容易找到机会仿效瓦莲卡,实施自己的新原则。

起初,公爵夫人只发现吉提处在一种强烈的影响下,这种影响她称之为对斯塔尔夫人、特别是对瓦莲卡的倾慕。她看到吉提不仅模仿瓦莲卡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学她说话走路的姿态和眨眼睛的样子。后来公爵夫人才注意到,女儿并不仅仅是仰慕别人,在她自己身上发生着某种精神上的重大转折。

公爵夫人发现,吉提每晚都读斯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是从前没有过的;还发现她回避社交界的熟人,却同瓦莲卡关照的那些病人,特别是患病的穷画家彼得罗夫一家人来往。吉提在这个家庭里履行护士职责,显然以此为荣。这些尽是好事,公爵夫人都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而且那位德国公爵夫人看到吉提做这些事,也称赞她是抚慰天使。这一切本来都很好,要是做得不过分的话。但公爵夫人发现女儿有些走极端,于是就向她指出。

“无论何时何事都不宜走极端。”她对女儿说。

女儿没有回答,她只在心里想,基督教事业是没有什么过分可言的。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有人剥你的外衣,你把内衣也送给他。遵循这种教义,还说什么过分二字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她觉得吉提现在不愿意同她推心置腹,这更加使她不快。吉提确实对母亲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这倒并非因为她不再敬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别人,而不愿告诉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