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帕夫洛夫娜好些日子没到我们家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提起彼得罗娃说，“我请过她。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不，妈妈，我没有发现她不高兴。”吉提脸一红，说。
“你好久没上他们家去了吗？”
“我们准备明天去游山。”吉提回答。
“好嘛，你们去吧。”公爵夫人说，注视着女儿窘迫的脸色，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瓦莲卡来吃午饭时告诉她们，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主意，明天不进山了。公爵夫人看见吉提的脸又红了。
“吉提，你和彼得罗夫一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只剩下母女俩时，公爵夫人问道。“为什么她不再派孩子来，自己也不上我们这儿来了呢？”
吉提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芥蒂，她真不明白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何对她不满。吉提说的全是实话。她的确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不过她也猜到了几分。她的猜测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曾对自己诉说过，这种事只能心里知道，甚至对自己也说不出口，因为倘若是误会就太可怕太丢脸了。
她一再回想自己同这一家人的关系。她想到同安娜·帕夫洛夫娜见面时她那和善的圆脸庞上流露出来的喜悦；想到她俩暗地里商量要使病人丢下有害健康的工作，带他出去散步；想到那家最小的男孩子叫她“我的吉提”，非得她在旁边才肯躺下来睡觉。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然后她又想起了彼得罗夫穿着褐色常礼服的羸弱的身体、细长的脖子、稀疏的鬈发、最初使吉提感到害怕的浅蓝色眼睛，还有他在她面前强打精神的吃力样子。她想到自己初见他时，竭力克制着大凡见到肺痨病人都会产生的嫌恶心理，挖空心思找出些话来对他说。她想起他用怯生生的感动的目光望着她，她既同情他，又有些难为情，又意识到自己是在行善，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一切是多么美好！但这些都是开始时的情形。现在，也就是几天前，事情一下子变糟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假装殷勤地接待吉提，却在时刻观察着她和丈夫。
难道说，她接近他时，他露出由衷的喜悦，这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落她的原因吗？
“对了，”吉提想了起来，“难怪前天她有些不自然，完全不像她那善良的性格，不高兴地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也不看看自己虚弱成什么样子了。’”
“可能就是这样。我递给他毛毯，她也不高兴。这本是平常小事，可是他显得那样局促不安，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难为情起来。还有我的那幅肖像，他画得真好。但主要还是他的眼神，腼腆而温柔！对，对，是这样的！”吉提害怕地连连对自己说。“不，不能这样，这不可能！他太可怜了！”她接着又这样对自己说。
这场猜疑使她美好的新生活蒙上了阴影。
三十四
谢尔巴茨基公爵到过卡尔斯巴德之后，又去巴登和基辛根拜访了俄国朋友，据他说，是去呼吸一下俄罗斯空气。直到矿泉疗程快要结束时他才回到家人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公爵夫人认为国外样样都好，尽管她在俄国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在国外却一心想装得像一位欧洲太太，因为她还不像，她只是一位俄国官太太，所以就装模作样，弄得自己也有点不自然。公爵则相反，认为国外样样都糟。他讨厌欧洲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在国外故意显得比原来更不像一个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人瘦了，脸颊的皮肉下垂了，但情绪极好。他看见吉提完全康复的样子，更加高兴。但听说吉提同斯塔尔夫人及瓦莲卡交上了朋友，公爵夫人又说她观察到吉提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公爵就不安起来，他照例又产生了疑忌和恐惧，生怕女儿背着他受人诱惑，离开他的呵护而误入歧途。好在公爵一向心宽似海，从卡尔斯巴德矿泉回来后更显得宽厚乐观，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也就在他心中消融了。
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上长大衣，浆硬的领子撑着他微肿的面颊，脸上带着他那俄国式的皱纹，兴高采烈地同女儿一起去矿泉。
这是一个晴好的早晨。这些带小花园的整洁明亮的房屋，这些脸色红润、胳膊发红的德国侍女，她们喝足了啤酒开心干活的样子，还有这灿烂的阳光，都使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矿泉，遇见的病人就越多，在如此舒适的德国日常生活中这些病人的模样显得更加可怜。这种反差已不再使吉提感到惊讶。在她看来，灿烂的太阳，草木明亮的闪光，还有一阵阵音乐，正是一幅天然的背景，衬托出所有这些熟悉的面孔以及她总在观察着的他们健康状况的好转和恶化。但是在公爵眼里，这六月的晨光，乐队正在演奏的时髦华尔兹欢乐舞曲，尤其是这班健壮的德国侍女的模样，同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行尸走肉结合在一起，实在有伤大雅，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