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弟兄俩由于对农民的看法相左而发生争论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之所以能击败弟弟，正是因为他对农民、对农民的性格、特点和趣味有明确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则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见解，因此在他们争论时，康斯坦丁总是处于自相矛盾的困境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他的弟弟是个好青年，他的心放在正中（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灵敏，却容易为一时的印象所左右，所以他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有时用兄长的宽容口气向他解释事物的意义，但是同他争论却感到乏味，因为击败他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卓越、学识渊博、品德极其高尚的人，认为他具有干公益事业的特殊才能。但是，列文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哥哥的了解的深入，他内心深处日渐经常感到，这种他自己完全缺乏的干公益事业的才能也许不是特长，恰恰相反，而是缺乏一种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真诚、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活力，缺乏所谓情致这种东西，缺乏那种促使一个人从面临的无数条人生道路中作出唯一的选择，锲而不舍地坚持这一选择的热烈心愿。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越是发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许多其他干公益事业的人都不是全心全意地热爱公益事业，而只是从理智上作出判断，认为从事这项事业是正当的，因而就认真地去干罢了。列文的这种看法很坚定，因为他发现，他的哥哥对公益事业和灵魂不灭问题并不比对一盘棋局或者一台新机器的精巧构造更加关心。
此外，康斯坦丁·列文在乡村与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自在，还因为在乡村，特别是在夏天，列文总是忙于干农活，尽管夏日很长，但要干完所有该干的事，时间还是不够的，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却在这儿休息。不过，他虽来这儿休息，也就是说，他没有写作，可他习惯于脑力劳动，喜欢把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思想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喜欢有人听他叙说。他最经常的和最自然的听众便是他的弟弟。所以，虽然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不拘礼节，可康斯坦丁觉得丢下他独自待着总有点过意不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一边懒洋洋地聊天。
“你不会相信，”他对弟弟说，“这种乌克兰式的懒散对我来说是一种何等的享受。脑袋里什么念头也没有，一片空白。”
然而，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说话觉得无聊，特别是他知道，要是他不在场，农民会把肥料运到没有耕过的地里；要是自己不在旁边看着，鬼知道他们会把它堆在哪里；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随它们脱落，然后就说，新式犁不好使，老式木犁才管用。等等。
“这么热的天，你跑得也够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说完，就朝田野里跑去。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事，保姆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一罐她刚刚腌好的蘑菇送到地窖去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手腕摔伤了。地方自治会的医生，一个大学刚毕业、爱饶舌的年轻人来给她治病。他检查了手腕，说保姆的手没有脱臼，就给她敷上压布。他留下吃午饭，显然很高兴有机会能与著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交谈。为了表示自己对事物持有开明的观点，医生便把当地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告诉了他，同时还抱怨地方自治会的状况很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仔细地听着，不时地提出问题，因为有了新的听众，他感到兴奋，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一些中肯的、有价值的、使年轻医生钦佩的意见，从而陷入他弟弟所熟知的兴奋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往往是在一场精彩、热烈的谈话之后。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去河边钓鱼。他爱好钓鱼，似乎还为爱好这种无聊的玩意儿而感到得意。
康斯坦丁·列文要去耕地和牧场，便提出驾轻便马车顺路把哥哥带去。
这是一年中夏季收割和播种的交接时节。今年的丰收已成定局，人们已开始考虑明年的播种，而且眼看得动手割草了。此时，黑麦已经抽穗，但还没有灌满浆，灰绿色的麦穗在风的吹拂下微微波动；绿色的燕麦和一簇簇夹在其中的黄草参差不齐地生长在晚播的田野上；早种的荞麦长势良好，已把地面全都遮盖了；被牲口踩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闲地已经翻耕了一半，只留下几处未耕的过道；傍晚，运到田里的干粪堆散发的气味中混合着青草的蜜香；在洼地上，头年未割的草地里夹杂着酸模的茎秆，像一片海洋伸展着，正等待着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