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话？”
“不，既然我们谈开了，那你就从哲学的观点上向我解释一下，”列文说。
“我不明白，干吗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列文觉得哥哥的口气好像不承认他有权谈论哲学似的，这使他恼怒。
“我告诉你！”他激昂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毕竟是个人的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机关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增添我的福利的东西。道路没有改善，也不可能改善；我的马驮着我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走。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法官我也不需要，我从来不去找他，将来也不会找他。学校我不但不需要，而且，我已经对你说过，它甚至有害。对我来说，地方自治机关只是让人承担义务，每俄亩地要交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进城，和臭虫一起过夜，听各种胡言乱语，而没有个人利益激励我。”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打断他的话，“个人利益并没有激励我们从事解放农民的工作，而我们却为它工作过。”
“不！”康斯坦丁更加激昂地插言说，“解放农民是另一码事。这里带有个人利益。我们都想摆脱缠住我们这些善良人们的那种羁绊。但是作为一个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淘厕所、淘污水坑的工人，讨论怎么铺设城里的下水道，而我又不生活在城里；作为一个陪审员得去审讯一个偷了一块火腿的农夫，一连六小时听着辩护人和公诉人的各种胡言乱语，听审判长向老傻瓜阿廖什卡发问：‘被告，您是否承认偷火腿这一事实？’‘啊，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已忘乎所以，开始模仿审判长和老傻瓜阿廖什卡的腔调；他觉得这些话都与正事有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喂，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只想说，那些涉及我……涉及我利益的权利，我将永远竭尽全力去维护；在宪兵来搜查我们大学生的信件时，我就准备竭尽全力去维护这些权利，维护我的教育和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弟兄和我本人的命运；我乐于讨论那些涉及我的事；但是决定怎么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审判老傻瓜阿廖什卡，我可不懂，我干不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堤坝被冲开了。滔滔不绝地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笑了笑。
“也许明天你就要受审：难道你倒乐意在旧的刑事法庭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我从来没杀过人，所以我不会受审。怎么会呢！”他继续说，突然又转到别的话题上，“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和所有这一套，就像三一节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希望它们长成跟欧洲当地的桦树林一样，可我却不情愿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这些桦树枝会成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耸肩，表示诧异，他们的争论怎么会一下子扯到桦树枝，虽然他立刻就明白他弟弟说这话的意思。
“对不起，你知道，这样辩论下去是不行的。”他说。
康斯坦丁·列文明知道自己对公益事业不关心这一缺点，但是他还是想为自己辩护，于是继续说下去。
“我想，”康斯坦丁说，“任何活动如果不把个人利益作为基础，那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普通的哲学原理，”他说，用坚定的语气说起哲学这个词，仿佛想表示，他跟任何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适合自己意向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别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找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不去说它，我只是要指出你的比喻的错误。桦树不是插上去的，而是栽种的，种植的，必须细心地照料它们。一个民族只有敏锐地认识到他们制度中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加以珍视，才有前途，才有历史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问题引向康斯坦丁·列文搞不懂的历史哲学的范畴，并向他指出他的观点的所有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不客气地说，那是由于我们俄罗斯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而我相信，你这是一时糊涂，很快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