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难道我谈的事不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弟弟认为他关心的事不重要，特别使他伤心的是，弟弟看来几乎没有在听他说话。
“我并不认为重要，也不感兴趣，你想怎么办呢？……”列文回答，他已看清，他刚才看到的是管家，大概管家让农民离开了耕地。他们把犁翻了过来。“难道已经耕完了？”他心想。
“不过，你听我说，”哥哥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郁郁不乐的神色，“所有的事都得有个限度。一个人有独特的个性，忠厚老实，不矫揉造作，那很好，这我全都知道；但是，你说的话要么毫无意思，要么太不合情理。你爱农民，怎么会认为替农民干事不重要，你还肯定……”
“我从来没肯定过。”康斯坦丁·列文心想。
“……难道见死不救吗？无知的农妇让孩子活活死掉，农民愚昧无知，听凭乡村文书的使唤，你有办法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依你的看法，这种事并不重要。”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弟弟之所以会如此，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智力不够，无法看出自己能做到的一切；要么不愿放弃自己安宁的生活，不愿摆脱虚荣心。但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
康斯坦丁·列文感到，他只好屈服或者承认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这使他觉得委屈和伤心。
“两者都有，”他断然说，“我看不出，有可能……”
“怎么？合理分配资金，提供医疗救护，这不可能吗？”
“我认为，不可能……我们这个县面积四千平方俄里，冰雪融化时路不好走，暴风雪不断，农活又忙，我看不可能提供普遍的医疗救护。而且我根本就不相信医药。”
“唉，对不起，这话不对……我可以向你举出数千个例子……那么学校呢？”
“要学校干什么？”
“你在说什么？难道可以怀疑教育的作用？如果它对你有好处，那对任何人也一样。”
康斯坦丁·列文觉得自己在道义上被逼到了绝境，便发起急来，不由自主地说出自己不关心公益事业是主要原因。
“也许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要操心建立我永远不享用的医疗站，创办我不会、农民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的那种学校？而且我无法坚信，有必要把孩子们送进学校。”他说。
这个出乎意料的想法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但是他马上想出了新的攻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提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然后微笑着对弟弟说：
“哦，对不起……首先，医疗站是需要的。瞧，我们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来了地方自治会的医生。”
“哼，我看她的手只能一直弯曲了。”
“这还难讲……再说，能读会写的庄稼汉、雇工你更需要，更难得。”
“不，你随便去问谁，”康斯坦丁·列文斩钉截铁地说，“有文化的雇工更糟糕。再说路是修不好的；而桥一造好，材料就被偷掉。”
“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人家说话前后矛盾，特别是不断地转变论点，毫无关联地引出种种新的论据，使人无从回答。“不过，问题不在这里。等一下，你是否承认教育有益于人民？”
“我承认。”列文随口答道，但马上想到，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如果他承认这一点，结果将被证明他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不知道，哥哥会怎么向他证明，但他知道，哥哥会从逻辑上着手，于是他等待着这种论证。
论证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如果你承认这是有益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你，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就不可能不热爱和不同情这项事业，因此也不可能不乐意为它工作。”
“但是我还没有承认这是好事。”康斯坦丁·列文说，他脸红了。
“怎么？你刚才还说过……”
“那就是说，我没有承认这是好事，也没有承认有可能办到。”
“你不作出努力，就不可能了解它。”
“好，就算是吧，”列文说，尽管他根本不这么认为，“就算是这样，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