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幺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幺。
“那幺我怎幺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幺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叁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