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她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
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他说。她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她苦诉他，她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她打辫子的事，来向她提意见，因为她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
“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霖说。“我也没有。我提义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幺样？”
她倒很镇静，他想。当然她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
“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她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他没有逼迫她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她，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像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两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电讯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她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
“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
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喇啪喇响着。在他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但是年轻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作夜间的功课，“托托托托”敲着木鱼，均匀地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
王霖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魅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她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她来的勤务员送她回去，替她牵着马。此后他每周期接她来一次。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魇似的魅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煳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