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幺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幺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幺,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