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闷中他思索哲学的问题。一般地看来，他思索得很怪诞；然而他极端认真。有一次，他告诉蒋纯祖说，他很怀疑，他不知道曹操底「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对不对；他说他想这是对的。蒋纯祖觉得希奇，差不多就要讽刺起来了，突然看到了藏在这句话底下的那严重的一切。於是，像那些牧师一样，蒋纯祖说教了两个钟点。他说这是不对的，绝对不对的。他说，人们应该相爱，人们不应该为个人而仇恨；不应该有「天下人」的观点，而应该有历史的观点；不应该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观点，而应该有人类的观点；而在残酷的历史法则下，严格说起来，每一个人都不幸，值得怜悯，因为他们不自知。这是近乎基督教底宣讲了：爱你的邻人。显然蒋纯祖值得怜悯，因为他，这个英雄，说教者，毫不自知。赵天知沉默地听着，没有表示意见。他想蒋纯祖底话有些是对的，有些则不对；他接受了他认为对的，他以後的一段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想到他所接受的真理，用它批评自己底行动。但他从不向蒋纯祖说出来。蒋纯祖感到惶惑，觉得自己是碰在什麽一种冰冷，冰冷的东西上面了。在这里，有着人们称为农民底沉默和执拗的那种东西。蒋纯祖觉得不能满足。蒋纯祖从未能希望孙松鹤，或其他这一类的朋友改正他们底弱点，因为这种弱点使他底自私心兴奋，多半的时间，他看不出他们底弱点来，只是感到不满、嫉妒、苦恼。但他竭诚地希望赵天知能够改正他底弱点。他和赵天知底命运的观念斗争，并和他底颓唐的、逃世的思想斗争。在他蒋纯祖自己这种命运的观念，这种颓唐的、逃世的思想，包含着一种虚荣心，包含着什麽一种浪漫主义，它们只在虚荣心上才危险，这一点他很明了。但赵天知这里，是冰冷的真实。蒋纯祖有时希望，作为一种救济，激起赵天知底某种虚荣心来，於是他就领着他游历了这个时代底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国土，但这是荒谬的。赵天知以有这样的朋友为光荣，闹得更荒唐，此外便再没有什麽了。当他知道赵天知在女人们面前说着他的时候，他就感到愤怒了；在女人们面前，赵天知总是小弟弟，这是可爱的，而光荣的蒋纯祖遇到了一切冰冷的东西。
蒋纯祖和他底命运观念斗争，告诉他说，要以天下为己任。蒋纯祖，以他底丰富的心灵，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样子来。一切痛苦都使他痛苦，一切快乐都使他快乐；但这并不总是如此，多半的时候，是妒嫉，愤怒、怜悯。多半的时候，带着这一切，是一个冰冷的自我，在某些时代，比方在骑士的时代，有着纯粹的好心肠。因此也有着纯粹的傻瓜；有这个时代，好心肠是复杂的一切。蒋纯祖要求真实，要求最高的意义。他很容易地便和一切人和解了，但他并不能在这一切里面找到他所需要的。对於真实，他有时有迷乱的理解，因为有时候，即使是最卑劣的恶棍，在他自己底生活里，也是善良的；而他，蒋纯祖自己，也不全然是善良。假如他是可爱的，那是因为他只有一点点善良。此外他有很多的妒嫉；而他底知识就和妒嫉同样的多了。他怜悯自己，信仰爱的宗教，不再妒嫉，就对那压着他的一切和解了，但那一切从未满足他。首先是，发生了基督教的心情和理想，因为，压迫着他的，是这个时代的机械的、独断的教条，和那些短视的，自以为前进的官僚们：他，蒋纯祖，从不承认人是历史底奴隶和生活底奴隶。接着是一个冰冷的英雄走了出来，如普希金所说：「充满着虚荣心的他，还有一种更高的傲慢，在任何时候，都以优越的感觉，认为善行与恶行是毫无区别。」
人们看见，蒋纯祖，在这个时代生活着，一面是基督教似的理想，一面是冰冷的英雄，那些奥尼金和那些毕巧林。他所想像的那种人民底力量，并不能满足他，因为他必须强烈地过活，用他自己底话说，有自己底一切。
那个叫做人民底力量的东西，这个时代，在中国，在实际的存在上是一种东西，它是生活着的东西；在理论的，抽象的启示里又是一种东西，它比实际存在着的要简单、死板、容易：它是一种偶像。它并且常常成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偶像，在偶像下面，跪倒着染着夸大狂的青年，和害着怯懦病的奴才们。
蒋纯祖，好像回顾往昔一样，透过这些时代的某些鼓吹、夸张、和偶像崇拜，就能够看见真实了。他想，一个兵士出征，一个农民离开故乡，一个工人在工厂与工厂之间辗转，在集体的生活里，得到了关於自己底命运的自觉，这是第一步。然後是复杂的，精神和物质的一切；有的停止，有的破灭，有的生长。这是一个巨大的运动，需要无穷的热情和创造；知识分子们，应该摒弃一切鼓吹、夸张、和偶像崇拜，走到这种生活底深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