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她也笑了。也噙着泪水。
让我静静地休息一下，我说。
她叮咛我几句，走了。临走时，脸上仍有焦虑的表情，看起来，很像做母亲的人意外地见到突然受伤的儿子。
忽然想到浴间有一瓶滴露。
那是一瞬即逝的意念，扭熄灯，渴望走进别人的梦境。
不知道继续活下去还有什麽意义？但是十个活人中间，至少有九个是不想探求生存的意义的。我又何必自寻烦恼，人生原是上帝嘴里的一句谎话。
三十六
上午八点：翻开日报，在副刊里看了几篇黄色文字。
上午九点一刻：我想喝酒，但是酒瓶已空。我伏在书桌上，将两家报纸的连载小说写好。
上午十点半：雷老太太出街回来，说是信箱塞着一本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前卫文学》第二期。我彷佛见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情绪登时紧张起来。但是，当我将内文约略看过一遍之後，我是大大地失望了。麦荷门无法找到水准较高的创作；同时在译文方面也错误地选了一些陈旧的东西；一篇讨论狄更斯的写实手法；另一篇则研究莎士比亚的喜剧。狄更斯与莎士比亚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个巨匠；但是一本题名“前卫”的文学杂志应该在其有限的篇幅中多介绍一些最新的作品与思潮。事实上，研究狄更斯与莎士比亚的专书不知道有多少，《前卫文学》偶尔发表一两篇评介文字，决不会产生任何作用。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悖於创办这本杂志的宗旨。但是我已变成一个依靠撰写黄色文字谋生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再给荷门任何忠告。我叹了一口气，将这本《前卫文学》掷入字纸篓。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金马车”吃罗宋大餐，边吃，边联想到旧日上海霞飞路的“弟弟斯”与“卡夫卡斯”。那些没有祖国的白俄们，如何用古老的烹调法去赚取中国人的好奇。
下午两点半：我在“豪华”戏院看电影。一张陈旧的片子，依旧不失其原有的光泽。
下午四点半：我在怡和街遇见一个老同学。他吃惊地问我什麽时候到香港的，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他在这里也住了十几年，怎麽从未跟我碰过头。於是一同走进情调优美的“松竹餐厅”。他要了咖啡；我要了茶。他敬我一支烟，但是那是一种廉价烟，吸在嘴里，辣得很。问起近况，他说他在一家进出口商行当杂工。我听後，久久发愣，尝到了一种凄凉的滋味（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生活，竟在一家进出口商行当杂工。这是什麽世界？这是什麽时代？）然而他还在笑；而且笑得如此安详。他说他明白我的意思；同时用乐观的口气作了一番解释。按照他的说法：大学毕业生做杂工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即使拉黄包车，也决不可耻。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安於贫？能不能减少自己的慾望？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
下午五点半：与这位老同学在街口分手，望着他的背影，我见到了一个平凡的巨人。
下午五点三十五分：走进一家书店，有人将乾隆壬子程伟元“详加标阅改订”的第二次木活字排印本百廿回《红楼梦》全部影印出来了。这是近年出版界的一桩大事，值得赞扬，如果一般惟利是图的盗印商也肯做一些诸如此类的好事情的话，对於下一代必可产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下午六点正：坐在维多利亚的长椅上，看落日光将云层染得──
下午六点四十分：沿着英皇道向北角走去。十年前的北角像一个未施脂粉的乡下姑娘；今天的北角是浓妆艳服的贵妇人。
晚上七点一刻：在“四五六菜馆”饮花雕。夥计特别推荐新的蛏子。我要了一碟。离开上海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整整十四年没有尝过蛏子。想起似烟的往事，完全辨不出蛏子的鲜味。
晚上八点十分：站在一家玩具店门前，看橱窗里的玩具。童心未泯？抑或太过无聊？
晚上九点：搭乘电车去湾仔，在一家手指舞厅购买廉价的爱情。我知道我是想去寻找杨露的；但是我竟一再欺骗自己。走进舞厅後，心里想叫杨露坐台，嘴上却讲出另外一个舞女的名字。那舞女笑眯眯地走过来，坐定，细声告诉我杨露已经辍舞了。我心似刀割，紧紧搂着她，将她当作杨露。杨露是一个可怜又复可爱的女孩子；她接受了我的同情；却拒绝了我的爱情。对於我，这是一次难忘的教训。
晚上十一点半：我与一个自称只有二十岁的老舞女在“东兴楼”吃消夜。我并不饥饿，但是我向夥计要了一些酒菜。我并不喜欢这个老舞女，但是我买了五个钟带她出来。当我跟她共舞时，我感到孤独。乐队企图用声音使人忘记时间。人的感情被烟雾包围了。忽然有人轻拍我肩，回过头去，原来是梳着雀巢发型的司马莉。很久不见了，这位早熟的女孩子依旧涂着太黑的眼圈。她说她的父母到朋友家里打麻将去了。她说她已辍学。她说她决定下个月结婚。她说她很愉快。她说她希望我能够参加她的婚礼。关於这一点，我坦白告诉她：我是不会参加的。她笑了，笑得很狡狯。她用揶揄的口吻指我胆小似鼠。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因为她仍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