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星马以外，其他地区的发行情形怎麽样？
──菲律宾的代理商来信，说是第二期只要寄十本就够了。曼谷方面，以後每期寄三本就够了。据说这三本还是看在这边总代理的脸上才拿的。
──本港呢？
──本港的情形稍为好一点，但也不能超过一百本。
──总计起来，两百本都不到？
──是的。
──那末第二期准备印多少？
──五百本。
──销数只有两百，何必印五百？
──印五百与印两百，成本相差不多；事实上，印两百与印一千也不会有太大的距离。所以，虽然销数少得可怜，我还是想印五百本。我希望第二期的销数会增加一些，虽然这看来是不容易实现的希望。如果第二期销数跟创刊号一样的话，只好将那些剩书留着汇订合订本。
──荷门，我们是老朋友，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坦白话？
──你说吧。
──如果一本杂志每期只能销一百多本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与钱财了。
──不，不，只要还有一个忠实读者的话，《前卫文学》绝对继续出版！除非经济能力够不到的时候，那就──
荷门讳言“停刊”两个字，足见其态度之坚定。我不敢再提相反的意见，正因为他的看法与做法都对。以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文学领域里的逃兵，没有资格要求一个斗志坚强的战士也撤退下来。
受了荷门的精神感召，我竟自告奋勇地愿意抽出一部分时间，给《前卫文学》写一个短篇创作。
荷门很兴奋。
但是提出一个问题：
──发表时用什麽笔名？
──当然用我一向用惯的笔名。
──可是，你目前正用这个笔名在四家报纸上写四个黄色连载。
──关於这一点，我倒并不像你那样认真。我认为笔名只是一个记号。读者决不会只看笔名而不看文章的。福克纳在写作《喧哗与愤激》之前，也曾写过几部通俗小说，浪费很多精力，企图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等到他发现自己的才具并不属於流行作家那一派时，他发表了《喧哗与愤激》。结果赢得批评界的一致叫好，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此外，当年的穆时英，也曾以同一个笔名同时发表两种风格绝然不同的小说：一种是通俗形式的《南北极》；一种是用感觉派手法撰写的《公墓》与《白金的女体塑像》。至於张天翼，早期也曾写过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前卫文学》不应该坚持这一点。事实上，、今天的香港文艺工作者几乎十九都曾写过商业化文字。我们应该重视作品本身所具的价值，不必斤斤於小节。
荷门瞪大眼睛望着我，似乎仍未被我说服。看样子，他不愿意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人在《前卫文学》上发表文艺创作。
我的看法跟他不同。我认为重要的是作品本身。
不过，荷门既然有此成见，我也没有必要与他争辩。实际上，我之所以毅然答应为《前卫文学》写一个短篇创作，完全因为受了荷门那般傻劲的感染。他既然反对我用写通俗文字的笔名在《前卫文学》上发表作品，我也乐得趁此作罢。我已决心作一个文学领域上的逃兵，又何必再挤进去。於是我说：
──这些年来，为了生活，写过不少通俗文字，即使想认真写些东西，恐怕也会力不从心，与其糟蹋《前卫文学》的篇幅，不如藏拙。
荷门摇摇头说：
──我对你的创作能力有绝大的信心，问题是：我不赞成你用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笔名来发表严肃的文艺创作。
──既然这样，就算了吧。
麦荷门用叹息解释一切。我向夥计要了一杯酒。逢到这种情形，只有酒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不再交谈，好像有意在沉默中寻找些什麽。两杯下肚，麦荷门吩咐夥计买单，说是要到印刷所去看看，先走了。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比的空虚，用眼对四周扫了一圈，茶客虽多，我却十分孤独。
忽然想起杨露。身上现款不多。走出“兰香阁”，到一家报馆去借支稿费。
主持人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我很生气，愤然离开那家报馆，去到另一家，借支两百元稿费，雇车去湾仔。
杨露见到我，说我在生气。我不加否认，杨露就夸耀自己的聪明。其实，她弄错了。她以为我在生她的气。
我邀她出去喝酒，她一口答应。
在一家东江菜馆吃盐煽鸡时，杨露仰起脖子，将半杯白兰地饮尽了。她的酒量并不太好，忽然酒兴那麽浓，不会没有理由。我为她斟了半杯，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