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紮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於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於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麽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牠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牠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麽？荒废了十年算什麽？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楼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麽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後，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在若干年後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