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吃了三天药以后，我的视力有了变化，明显好转了一些；五天以后，我的视觉已经恢复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认出路的高低。眼前那两团黑云逐渐淡了，甚至好像没有了。一个星期后，我确实好了。药也吃完了，我再到医生那里去，想再拿点“宝药”，巩固疗效，还想悄悄留下几粒，万一眼病再发，处境更坏时，我可以不找医生，有备无患呀。但医生说，鱼肝油精丸已经用完了，要等下次进药时才会有。他总算非常好，又给了我一瓶多种维他命，我真感谢他；一直到现在想起这事，我还打心眼里感谢他。尽管他后来也对我不好，寒冬腊月，我患感冒，他还叫我做杂事，夜晚去医务室看炉子。我觉得这有点过分。我心里曾不免为此难过，觉得他是医生，也参加到欺负我的行列，他不应该。不过，他的确给了我半瓶鱼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双眼。后来我一有机会就宣传这件事，既是宣传鱼肝油精丸的灵验，也是对这位医生表示感谢。
十、任人差使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时的“天天读”后，由队长宣布，然后分别由组长带着到各个指定地点去劳动。每天的劳动不一样，地点也不同，有时分散，有时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学习，也没有资格参加集体劳动。我是一个被干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临时勒令差遣去干活的“犯人”。开始的时候，队上多是派我到马房，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房内堆积得很厚的粪泥。这两个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一个是五十年代初建场就来的起义的或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黄。这种人在这个农场很多。时间长了，经过教育、改造，有的成了农场的中、下层骨干。这些人的处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较一致，精神上都属于一派。“文化大革命”一来，因为各人站队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中间就有了分歧，有了亲疏。老黄这人还是很机灵的，他不属于哪一派，只因为他女儿是另一派的一个活动分子，使他受了连累，在这一派势力的控制下，暂时便处于被专政的地位。但是看起来，他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他在我们三个人里的地位显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到水炉专门烧开水去了。
另一个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税务所的所长，刚解放时偷偷进关，继续贩卖毒品，被抓捕归案，判刑二十年。三年困难时期，各地生活实行低标准，他请求监外执行，就迁来农场，依靠儿子生活，农忙时做临时工，当杂工，赚点工钱；队上人都叫他老李头。他的儿子不在这个队，可是同这里大多数人是一派。老李头貌似愚蠢，其实是比较会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后他当然躲不过，被专政劳动，但仍可以拿到工资，只是稍微少点。在造反派眼里，他自然也比我高一点。他们都可以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上工；而且还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们一同劳动，得听他们差遣。我更不愿说话，也不看他们眼色，不拍他们马屁。他们也不找我麻烦，只稍稍同我划清点界限，这样倒好。
麦收时节，我也下大田，手拿镰刀参加劳动。有时为收割机打道，有时在小块地面人工收割。我手脚笨，一直缺少劳动锻炼，割得慢；打靿捆麦也慢，常常遭受女将们的斥骂。夏天在大田锄草也是这样，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虽汗如雨下，总还落在一群人的后边。只好在别人小休时我不休息，紧赶慢赶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我就有腰病，骨质增生，曾在大连医治疗养过。自从一九五八年到农场参加劳动，虽然病势更加发展，但我觉得，经过锻炼，痛感似乎轻了一些。不过像现在这样从早到晚，弯腰出力，劳动过头，我实在支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愿说，也无处说。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后边干。我认为我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一天我正收拾锄头准备下地，给厨房种菜地的老王头把我喊住了，他让我去菜地拔葱。我犹豫地望着他，他肯定地说：“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时和几个老头一起，有时就单独一个人下菜地，收好了，一麻袋一麻袋背到伙房去。这几个老头们都好，有比我小几岁的，也有比我大几岁的。他们都是职工家属。他们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一起，他们不问我过去，也不管我现在。他们把我当一个人，不讨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头是这个菜组的头儿，他就是我第一天到这里来同我说过话，并带领我上食堂买饭票的人。我把剩下的四包好烟就是给了他的。我给他烟只是为了我决心戒烟，而在这四顾无亲的环境里，只有他同我说过话，我是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的。他叫我来，可能他们缺少一个专门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么好人看到我在大田里的狼狈样子，发了善心，讲了几句什么话。不管怎样，我在菜地里干活儿要轻松自由一些，精神也就敢于有一点点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埂上，眺望无垠的田野，欣赏着蒸腾的袅袅上升的雾气，望着那变幻无穷的云团，想着国家的未来，想着我个人的未来，我的希望真小呵！甚至小到只要能再见到陈明一次也好。这几个老人，老好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