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一间放农具器材的保管室。房门上一把大锁，静悄悄的。我找了一块阴凉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来，抬头四顾，不觉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盒新的烟来。我真高兴，还有这一包，现在该我享受一会儿了。我正要划火柴，猛然从我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拿着打火机，咔嚓一响，火燃了。我吃惊地转身抬头去看，原来是我住在八委的一个邻居，这个老李太好了。他低声地说：“我碰见老陈了。他回家取换洗衣服。他要我告诉你，他被分到一队，过一两天他会把你要用的东西送来，让你放心。还叫我照顾你。你需要什么，有什么话，告诉我好了。我会告诉老陈。”他说完，转身就朝库房后边的一条路走了，走得很快，一会儿就看不见他了。老李，你真好呵！足足有十个月没有见到你了。以前许多夜晚，你常在我们危难中出现在我们的小屋，给过我们许多可能的帮助，我一直感谢你。现在你在二十一队，在我困难中又伸出手来，我是多么为你的出现所震动呵！
我再去抽烟，原来烟并没有点燃。然而远处来了人。我拿着烟踌躇着。难道我就成天躲着偷偷地抽烟吗？我想着那满屋的年轻姑娘，她们都不抽烟。即使她们不干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应该一个人把那间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的宿舍弄得乌烟瘴气。何况我又只能抽大众牌。陈明虽说给我买了比较好的烟，可是只有几包，抽完了也难以为继呵！我们在牛棚里住着，偶然还能见面说话时，陈明几次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再抽那大众牌的白包纸烟了，那里面的杂土杂物太多。我也曾下决心想戒掉它。那么，现在就下决心戒了它。这同那些面临着我的政治上的难题，两相比较，真是轻如鸿毛。戒烟有什么了不得为难呢？第二天，我把几包好烟悄悄地送给一位种菜的王老头了。
九、鱼肝油丸
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后，头两个多月陈明还能常常托人给我捎点钱和东西，还有轮流看管我的那四个家属对我也还算宽待，我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间，支左部队介入农场，农场的造反派两派都喊大联合，打砸抢之风表现上减少了，可是揪进“牛棚”被专政的人却更多了。所谓牛鬼蛇神们的正常工资，合法存款都被冻结。这时陈明也被勒令进了牛棚。他平日对经济钱财太不经心，两个人过冬的烤火费也没有领，两手空空就进来了。负责看管我们的人宣布，关在“牛棚”里的人，工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家属发八元。他们告诉陈明，我只有八元，因为我到农场后，从来不领工资，因此只能按家属待遇。这对我确实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陈明向他们百般解释，说明，全都不听。最后总算找到一条理由，陈明说，丁玲在农场一直享受公费医疗，这证明她是职工，不是家属。造反派查证属实，这才答应每月也发我十五元。但从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陈明在“牛棚”得参加重体力劳动，饭量比我要大些，我几乎每月都留给他一两元钱的饭票，这样，就得对自己卡得紧些。饭吃得少了，还仗着我素来体质较好，没有什么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只吃一点咸菜，以为没有什么关系。到二十一队以后，离陈明远了，更不敢花钱。刚到的第一天，吃了一个甲菜，以后就再没有吃过甲菜，只吃咸菜时多。后来食堂伙食改为包伙，十二元钱一个月，钱花得多一点，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去为同屋的革命小将们提洗脚水，只觉眼前一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来是平展展的一条平路，但脚底下却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一块石头，一下就摔倒了，把水泼了一地。幸好水不十分烫，我身上腿上都渍满了水，总算没有烫着，我摸着爬起来，又去水炉边打水，走在路上感觉仍是那样。我提着水桶，每桶只有少半桶水，便一步一挨，总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面打看，亮处都还清楚，但一到模模糊糊的地方，就觉得眼前有两团黑红黑红的云。我又试着外出，仍只觉得脚底下是平坦坦的一片淡白色的光。我没有吭气。第二天我再试验，白天看什么都一样，就只到了晚上又像头天晚上那样。我又试了一天，还是那样。我心里明白了，我有点害怕，如果长久如此，或者更发展下去，我将怎么办呢？这大概就是夜盲症！
这天上工时，我请假到队上的医务室看眼。我找到了医生，医生看了看没说什么，在药柜子里拿了一小瓶药给我。我问：“什么药？”医生说：“维生素A。”我又问：“管事吗？”他说：“管事。只有这半瓶了，每顿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问医生：“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吗？还会更坏吗？”他一边叫另一个人看病，一边冷冷地说：“你以后要吃得好一点，是营养问题。”医生不理我了，我只得退了出来，兢兢业业紧握着那半瓶药。瓶签上写的“鱼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顿两粒，医生嘱咐我一顿服三粒，不管它，多吃一点，大约是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吧。可是同时我心里真凉透了。这几粒药能管用吗？我真希望这是灵丹妙药。可是万一不好，怎么办呀？我的眼睛千万不能瞎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