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到一条岔道边时，推着自行车走在我后边的那名“解差”忽然命令道：“转弯走。”就是说要我走一条去二十一队的小道。我有点迟疑了。走大道路上碰见的人多，常常碰见一群群小孩，在几个大一点的学生的唆使怂恿下，他们会跟在我身后起哄，边跑边叫，当着好玩，“打倒丁玲！打倒大右派！”有时还会飞过来几块小石头子。造反派以此得意，他们彼此笑着：“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得多么广泛深刻，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嘛。”但我更怕走少有人走的小道。如果在这里遇到一两个坏人，一看前后左右没有行人，他们更会耍尽威风，有时用拳，有时用棍，有时还会用手中的锄头、镰刀朝你砍来。我真怕，我得拚命快跑，有时得挨一两下，有时便狠狠地被饱打一顿。想到这里，我不愿拐弯。但“解差”用自行车横撞过来，我退到路边，他又挤过来，接着嚷道：“叫你拐弯嘛！”我只好听命拐弯，走进果园苗圃里一条小道。这里行人很少。我有点心悸。但那位“解差”却一变刚才的凶相，很平和地说道：“把行李放到车架上。”我一下不能理解他的话，回头望望他。他一板正经地又重复了一遍，看来不是开玩笑。我才放心，并且暗暗欢喜，因为我已经被肩上的那四件小行李压得喘不过气，战争时期经常行军，我也没有背过这样多的东西。这几件行李并不十分重，我是勉强拿得动的，只是又要走路，还要快步走路。他可能看出我的狼狈样子，才发了善心。我用发抖的手把网兜放在地下，又从肩上卸下那两小卷铺盖，一床薄被子，一条褥子放到他的自行车架上，还可以放上一个网兜。我一身感到轻松，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再拎起剩下的一个网兜，而且稍稍放慢点步子，我也不敢去多看几眼那个“解差”，怕惹怒了他。可是我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为又碰到一个通情的人而高兴，把适才的担心，愁苦都放开一边了。
六、晒肥场上的遐想
走了一大段路，才走出果园，转到一条上坡的大道，不远便到了二十一队。再走过几个小坡，便看见坡下场院里满是人群，正在那里劳动。“解差”命令道：“你也去那里干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他拿过我手里的网兜，就一个劲上坡向队部宿舍那个方向去了。
我放眼一看，啊！真热闹啊！满场院都是人。我怯生生地走拢去。一个中年人，留有络腮胡子，远远看见了我，板着脸，恶狠狠走近来，抛给我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我接过钉耙，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翻松扒开来承受阳光。啊！我自己也该尽情地承受这久别的阳光。
但我不敢昂头，我悄悄看到有一群青年，兴致很好，在这大场院里来回走着，他们、她们大声吆喝，说着，笑笑闹闹。好在他们谁也不看我，不屑于看我。我开始的紧张，慢慢松弛一些。我好像感到，也可能是我有意去想，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一九六六年，麦收时，我主动要求下队劳动，也曾在七队的摊满麦粒的场院里用耙子来回走着、推着，翻晒新麦。虽然那时七队的指导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我表现亲切，职工们也似乎有了一点点隔阂，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去为他们布置农忙时节的俱乐部，设计、画光荣榜等。每天都客气地把农忙时特地加添的一顿下午饭，炸油条或是两个热呼呼的大肉包子送到我们手上。还有几个曾经接近过我们的工人和家属、北京青年，不时地和我们说几句话。而最使我能比较坦然地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是邓婉荣也在七队参加劳动。她同我们一道从场部下来，还时时照顾我。而她在七队，谁对她都熟悉，都友好。她的垦区标兵的荣誉称号，就是在七队每年评比中，公认选举出来的。在表面上她在七队是一个普通工人，但她在队上享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在七队她是一个权威人士。那个时候只要我跟着她，就能得到安全，七队的老职工们是不会给我一点点难堪的。而且她在场院奔走忙碌，是霞光四射的，我会因为她感到劳动的愉快。现在时过境迁，我被揪到二十一队，情景大不一样了，但那种过去的淡淡的回忆仍使我微微动情，我会稍稍忘记眼前的艰难险峻。难道这群年轻人不可爱吗？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哈尔滨来，他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优越的生活来到这荒芜的边疆，她们、他们自然多少会有远大的理想和劳动热情，我应该把他们当着老师，像过去我对邓婉荣那样。我愿意相信他们。我几乎以为一切都会很快地变好起来。虽然心里还填满了刚刚离别陈明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