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面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从工地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像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就是这样，都早早入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作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昵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作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一九五七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报导后，祖慧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像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在北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匍匐流涕，椎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还要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们脸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谁谁的儿子。他们不敢见妈妈的熟人，也不敢见自己的熟人，他们变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恶脸，也怕人家的好脸；怕刺激，也怕同情。什么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对可怜的儿女。
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劳动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念念不忘他们，担心他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们将怎样向组织交代，怎样向他们的朋友，他们未婚的爱人表明心迹……，他们都是极憨直单纯的人，面对这样尖锐复杂严重的事态，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而这一切都是被爱他们的人连累的，是一个母亲加害于自己的儿女的。母亲不好受，但她毕竟是从几十年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人，在这边远的北大荒，即使亲人离散，但她是一个老党员，她相信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过去。可是孩子们像刚出土的嫩苗，怎能经受住这样苦涩的风霜！一朵刚放苞的鲜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对这一对无辜的孩子我却一丝一毫也不能帮助他们。这种压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断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难得平静。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得上是得到解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