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呆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满屋搜索。半天，他才说：“出什么事了？我一直看见你屋里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我仍然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炉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他扶我到床上，他为我关了电灯，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听见屋外风吼，天果然变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组长来看过我，间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听到门“呀”地响了一声，走进来一看，真真吓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来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从来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日来临了。
一股凉气侵袭到我脸上，但全身却暖过来了。严严实实压在心底的热泪，涌满眼眶，忍不住流了下来。陈明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看我，说老王头告诉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请假赶回来了。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
下卷牛棚小品
一、造反派的威风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好像有点孤高自傲，不大容易喜欢人，特别是对一些妄自尊大，飞扬浮躁的女人。除非她是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非常会做人的人，才会引起我给以注意或喜爱。我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脾气。以后年事稍长，阅世稍深，这脾气才逐渐改变。到后来就更改变而成为一种偏爱，凡看到年轻姑娘，就如看见新鲜美丽的花朵，总是爱着她们，爱亲近她们，爱关注她们；即使发现她们的缺点，能够理解，给以原谅，而且也忘记了自己的老和丑。虽然我已经不能再吸引她们，但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甚至也有人仍然欣喜接受我的爱抚。可是在十年动乱中，我才忽然感到怎么这样难于和她们接近。无论我怎样尽心竭力，也难于获得她们的丝毫同情。我曾和那么一群革命女将相处大半年，可算是朝夕与共，至今想来，仍觉得那种相处是多么的别扭啊！可是我至今还仍然想着她们，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过什么生活？她们对社会有什么认识？对过去有什么看法？对现在抱什么态度？她们一定也变了，是怎么变的呢？变好了呢还是坏了呢？我很想她们。她们会想到我吗？
我第一次见到这群革命女将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我在宝泉岭农场水利大楼的一间牛棚里已经住了快三个月，牛棚里还只关着我一个人，四个造反派的家属日夜轮班看管我。她们对我都还算不错，常常问寒问暖，问我的家世，问我的遭遇。有时看见我吃得太少，打饭时，便给我买一个稍好的菜。她们的出发点可能是，这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尽管有时因为照顾我她们遭到旁人的责问，但还没有引起太大的麻烦。这时我虽然很痛苦，思想受煎熬，但只要不搞突然袭击，来什么批斗，日子总还是可以挨得过去。一天我正坐在炕上。看放在炕桌上的一张旧报纸；报纸是陈明隔几天送一次来。屋子里很黑，窗户下层的两块玻璃都涂有墨水，只剩上边一块透进微弱的光亮。这时房门忽然砰的一声推开了，进来一群年轻人，我不敢抬头看她们（如果我抬头看看，她们就会嚷嚷，“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习惯地低着头无声地坐着，就听到好几个人齐声咆哮道：“你是什么东西！还坐在那里不动弹。”接着更多的声音乱嚷道：“还不快站起！跪下跪下！”而且有人扑近来，有的拉，有的推，有的动拳头，有的用脚踢。我就跪在炕边了。我来不及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拳脚像暴风雨般落到我的身上。我听见有人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打死一个少一个！……”我实在又紧张、又麻木，一下醒悟不过来，不明白我又犯了什么大罪，该挨如此这般的暴打，我只得任她们打骂，任她们发泄。值班看守我的那两个家属也不知怎么一回事，被挤得站到一边去了，不敢保护我。我躬身弯腰缩头缩脑跪在炕边，任她们暴打了一阵。她们又翻了一下我看的报纸，把压在我枕下的几件换洗衣服抖落出来，扔在地上，好像我犯了滔天罪行，又像是得罪了她们，她们跑来痛痛快快地找我出气，报复一番。然后一阵风、一股浪似地涌着挤出小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