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青年诗人
从食堂随我们一道走回来的，还有一个畜牧兽医技术员，名叫汪金宝。我们刚到农场搬家过来的那天，他跟着姜支书，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帮忙运行李，只是没说什么话。现在好像是饭后无事，顺便找我们聊聊。我们已经习惯没有朋友，习惯不同人聊天，只有批判、责问、检讨，以为答话越简单越好，免得被别人找到岔子，节外生枝又来一顿猝不及防的劈头盖脸的批判、斗争。我不只怕一大群人，也怕个别的人。但汪金宝十足像一个愣小伙，我不太担心他对我会有恶意，或无端地来找我生事。但我怕他不够谨慎，不懂得利害，乱讲乱吹，或者把我的话加上“调料”再传出去。
汪金宝随我们到家，进屋便坐下来了。他径直地对陈明说道：“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在食堂里，我一直注意你，那么多人，带着各种心情，眼瞪得大大地看着你们。你却像没事人一样，一点不在乎，不趾高气扬，也不低三下四，真是不卑不亢，还谈笑自若咧。要是我处在你们的位置，我真不敢想象，我将怎样，可能掉头就跑，跳到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原来我适才对他的估计是错了，他不特不愣，还有心眼，在人多的地方，冷眼旁观，却有见地。我听了，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刚到农场，就遇到一个有心眼又善良的年轻人。惭愧的是我在食堂里为什么那样尴尬可笑……还是因为自己抛不掉一个“我”字，一个面子。有了这个“我”字，就什么都使自己拘束，就很不自然了。
汪金宝不等我们答话，便又问道：“现在艾青在哪里？”
陈明说，“听说在八五二农场。”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语地对我们说道：“我喜欢艾青的诗。你们和他一定是很熟的。现在，你们以为我能给他写信吗？”
我们不敢鼓励他，也不便阻止他。他便又说：“我喜欢写诗，找不到方法，真想找一个老师，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客气，常常指导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你们做的，告诉我好了。姜支书对我也这样说过的。”
到汤原农场，这是闯进我们生活的第一个“朋友”。我大胆地把他当一个“朋友”，我们从他简短的言词和淳朴的态度中，得到一丝温暖。我觉得他是我们在漂流中向我们漂过来的一根木头。他自然不能援救我们，但他给我们一丝希望，人世中还有好人。萍水相逢，我们还戴着一顶高帽子，有的人躲我们都躲不及，他却对我们以心相见，坦率无间。汪金宝呵！你在我们“重新做人”的起点上，给我们增加的勇气，这种作用你当时是不会懂得的。但我当时已是一个变得有点谨小慎微的人，我只谦虚地推辞了一下，实际我也真的不懂诗，在写诗方面，我不能帮他。陈明大概由于对方的热情，不好一下推辞，便问了一些他的经历。他是穆陵人，二十岁，初中毕业后进兽医专科学校，不久前，分配来农场畜牧科当技术员，治马，治牛也治猪，但主要是负责治猪。听他说话，总觉得他有东北人特有的爽朗，热情，略嫌简单。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几页剪报，是佳木斯农垦局出版的《农垦报》，约有五六页，上面刊有他写的诗，署名柯红。这些诗，也正如当时许多报纸上刊在尾版上的诗一样。分行写，有一点韵节，有一点风光，讲一点心情，叙一段小故事，读得下去，却不一定能留在心上，或引起遐想，读完就过去了。没有作者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感受，一般化，可怕的一般化。汪金宝还年轻，原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在中专时，可能专学兽医这行，他没有可能读过很多诗，也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只是中学生的语文习作。但我千万不能挫伤他的兴趣，只要他能保持他纯真和善良，刻苦用功，多读点好诗，将来也可以写出好诗来的。还是应该先养成诗人的气质，具有诗人的品德，然后再谈写诗的技巧吧。
十八、拣蛋
畜牧队的姜支书是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部队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没打什么大仗，就随军集体转业了。他有初中毕业程度，待人有年轻人的热情、随便，对我主动提出要参加鸡队劳动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对我说，杜场长嘱咐过，说我过去做文化工作，没有劳动习惯，现在年龄五十四岁，介绍信上说是来体验生活，没有说要劳动。因此对我的劳动，不做硬性规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参加一点劳动，也是可以的。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便先把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我介绍，把队长、排长、班长、饲养员的情况也都毫不见外地告诉我，态度非常友好坦率。他带领我在鸡队参观，介绍我认识队长、班组长。后来他又征求我自己对工作的意见，他以为最好按鸡队的生产顺序到每个车间都实习一阵。这样，他先把我带到孵化组，把我交代给组长邓明春，又再三叮嘱我，如果我感到累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强，不要长久留在孵化的暗室；这里温度太高，湿度也大。听到这些，我暗自高兴，我又碰到了一个好人，我应该虚心向他和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