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站起来，收拾地上、炕上，然后又低着头就着微弱的亮光看报，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其实我浑身都像掉在火里，火烧火辣的，一颗心更冷了，也更麻木了。一个小头头，造反派指挥部的人跷着二郎腿坐在炕那头冷静地对看守我的家属解释道：“这是刚从北京来的学生。看她们的造反精神，她们真革命！”这次暴打留给我的腰眼疼痛，加重了我原来的腰痛病，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要犯。
北京的学生，我见过很多。“五四”时代的，“一二九”时代的，抗日战争时代的，这些都不说，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我也见过不少。像我的好友罗兰同志的女儿宁宁，在北京大学学考古，谦逊有礼，她同我谈读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的感想，显得多么有思想，有修养。我也见过一些学科学的少男少女，他们孜孜不倦地在斗室里勤奋学习，力求上进。六三年底我请假到北京治病，两个大学生亲戚常来看我，我和他们互相都能接近，了解，融洽，很谈得来。六四年我们调到宝泉岭农场，遇到几个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属于社会青年，是在社会上曾经犯过一点大大小小错误的人，我们同这些年轻人也处得很好。因为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过去犯的那些错误，算不了什么，他们都太年轻，他们都还有远大的未来。现在的环境对他们的未来将起重大的影响；我们尽可能去理解他们。我们本着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我们不冷淡他们，注意发现和重视他们的长处，有机会，有条件时还向领导建议，吸收他们参加工会组织的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小分队。他们在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听说，他们中还有人留在县的文艺团里，成了台柱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批斗我们的时候，他们还有人无所顾虑地对我们表示公正，不给我们为难。而现在，同样是来自首都北京的这批革命小将却为什么这样盲目、横暴，初见面就不分缘由，给一个龙钟老人一顿暴打，来一个下马威？他们在首都受到革命造反的洗礼，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么以后又将怎样呢？我心中不免升起一阵忧虑。这忧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胆小、痛苦，我只是想到这批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
二、“牛棚”窗后
一九六八年九月底，农场的牛棚更加扩大了。水利大楼楼下一层的半边，走廊两旁的大小房间，都住满了从场部、生产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陈明这时也进来了。他就住在和我邻近的一个大间里，共一条过道，进进出出总有我们碰面的机会。而且有时吃中饭，陈明还端着饭盒，借口送点咸菜、辣椒，跑到我这间小屋和我一块吃。后来不久，特别是北京军管会派人来漏夜审讯之后，就吩咐下来，严格禁止我们再往来。尽管彼此十分相思，但咫尺天涯，被无情隔离，不能会面。
清晨，尖锐的哨声从过道这头震响到那头，从过道里响彻到窗外的广场。这刺耳的声音划破了黑暗，蓝色的雾似的曙光悄悄走进了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显得更黄了。看守我的陶芸推开被子下了炕，匆匆走出了小屋，返身把门带紧，扣严了门上的搭袢。我仔细谛听，一阵低沉的嘈杂的脚步声，从我门外传来。我更注意了，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很轻很轻而往往是快速的脚步声，或者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和低声的甜蜜的招呼……“啊呀！他们在这过道的尽头拿什么呢？呵！他们是在拿笤帚，要大扫除，还要扫窗外的广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沉静的潭水，我的心跃动了。我急忙穿好衣服，在炕下来回走着。我在等陶芸，等她回来，也许能准许我出去扫地。即使只准我在大门内、楼梯边、走廊里打扫也好。呵！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不到广场上去，即使我会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而且……呵！多么奢侈的想望呵！当你们一群人扫完广场回来，而我仍在门廊之中，我们就可以互相睨望，互相凝视，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你会露出纯净而挚热的、旁人谁也看不出来的微笑。我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样，从那充满了像朝阳一样新鲜的眼光中，得到无限的鼓舞，那种对未来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那种健康的乐观，无视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可是，现在我更是多么渴望这种无声的、充满了活力的支持。而这个支持，在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是比三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千百倍地重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