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主任这时天天下地劳动。我看他表现很正常，很自然，既不发牢骚，也无什么怨尤，更没有什么自卑。农场的一些负责人，过去是他的下级，现在对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尊敬。我们下工，有时遇见了，常常不深不浅地聊聊天。我们很懂得我们的地位和处境，既不能帮助谁，还担心怕牵连人，只不过觉得仍然应该表示对他的尊重而已。“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该收秋了，他还把他自留地里的早熟毛豆，刈了一大捆送给我们尝新。“文化大革命”中对他只是冷落，好像冲击不大，因为他早已不是那个单位的领导，算不上是什么“走资派”了。
一九六八年我关在牛棚时，从窗户中常常看见他在大院里，站在许多人后边，用笨拙的手势，摇晃着跳忠字舞。
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冤案初步得到平反。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再去北大荒，一到佳木斯，当晚他就来看我。还是过去那副样子，只是显得老了，头发花白了，但精神体力都还健康。距离一九五八年我们第一次相见，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一问，他按政策规定已经离休，妻子还在工作。农垦局对他这样的老红军、老农垦，照顾还算不错。他并不打算回江西，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四岁时参加红军的，离家整整五十年。现在就在这寒冷的北国落户了。他一九五六年调来佳木斯工作，这里是他居住最久的地方，算是第二故乡。他勤勤恳恳工作了五十年，一生没有害过人，就算荒唐过一次。我看见他对现在的生活，也还满意。
这天夜晚，我没有想我自己的事，我为他五十年来的革命生涯引起了许多思考，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总觉得我对他，或者是我们对他，都负有咎责似的。这样一群纯朴的农村子弟，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为什么过去不给他们更多一些学习的机会？自然，在战争环境下是很困难的，但至少在建国以后，我们就应该大批大批组织这些同志，进中学，进技术专科学校，进大学，教会他们一些新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这样他们现在就可能是一群我们国家的顶梁柱，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至于只是忙点小事家事。甚或不少人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被批斗，整人害己，伤心寒心，而抑郁终生。多可惜的这样一代人呵！多么沉痛深刻的教训啊！
十五、新的家
三天后，我们从佳木斯乘火车到了汤原农场，住进了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刷得粉白的空房子。只是墙上满是像孩子们涂的乱七八糟的图画和不成字体的字，还沾有许多干了的鸡粪，有两扇窗户，当西晒，空气充足。屋子里放了两张木板床，两张小桌子，两把凳子，我们忙着清理打扫，没有什么别的物质的欲望，我们十分满意。陈明忙着找到农场的邮局，订了报纸杂志，他觉得从此我们看不到文件了，我们又不能离开社会，明知道以后看报的时间很少，便更要多订几种。第二天，他就到分配他去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我被准许休息两天。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在这新安的家里，整理一下简单的行李，继续擦洗清扫那满是灰尘、鸡粪的家具和满是鸡粪的地面。屋里很空荡，我有心让自己想些高兴的事情，但总是有点不得安宁。这几天所经历的生活，和遇见的一些陌生的，使人不免有点胆怯的一群人，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子中来回转动。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人侮辱我，刺激我，可以说生活还是平静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是忐忐忑忑不安。有时嫌自己太无所谓了；有时又嫌自己太多心，太计较了。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比较豁达，比较自由舒展，无所顾虑的人。现在为什么对人热情不够？我又想，要热情干什么？现在谁也不需要你热情。比如在佳木斯，中央农垦部的副部长兼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看到我带给他的王震同志的亲笔信后，便向我们介绍合江垦区的整个情况和规划，还提出我们可以改换一个地方，不必到汤原农场而去新兴的星火集体农庄。他说得很坦白，星火农庄比汤原农场好。可是我只说：“去汤原农场是王部长的意思，是否就按王部长的决定办吧。而且，汤原农场也一定要变好的。在这一变革中，我们更可以学习到东西。”他提议我们可以在佳木斯多停几天，看看佳木斯的工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我也只说：“还是先去农场报到，参观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吧。”我简直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侏儒！我恨我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恨我自己，我不能恢复和保持我原有的洒脱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