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月一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写着通知，党员同志都开会去了。我装着好像不知道这回事，陈明也不说话，我们表面上都很平静，可是我们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里。我们凄然地在大街上，在村边，在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着过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协山头上开“七一”纪念会，李又然、吴伯箫，因申请入党未得批准，他们痛苦地离开大家，独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现在我们却是被无辜地开除党籍，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离开了战友、同志，无亲无故，两个人形影相对，在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个下午，我们在密山寻找可走的地方。我们去火车站，买了车票，我们是从这里来的，明天将从这里出发。
车站像一座农具仓库，路边排满了农业机械，许多人在这里观看、抚摸。我们又走上山坡，陈明指点我，哪些路通往哪个农场，他是从哪条路来的。我们走向附近的停车场，上百部十轮卡车，停放在这里，是从各个农场来这里运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黑了，我们不愿回招待所，便去小饭馆吃饭，在这里听到从农场来的人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可以排愁解优。陈明很像一个农垦战士，人们都乐意问他点什么，他无所顾忌地讲故事给他们听，有时又加点幽默。人家欢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密山！我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们得离开你了，我们前面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七月二日，我们两个人便乘火车去佳木斯了。
十四、李主任
到佳木斯后，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住处，佳木斯第二招待所。这是一排临街的小屋，街上很热闹。这里我们没有熟人，走在街上可以不顾虑有人认出我们。佳木斯是黑龙江省的一个比较热闹的城市。
我们雇了一辆马车，蹄声得得，掠街而过。陈明说笑道：“难道这不像一驾英国皇家的马车吗？”马车一路行去，走过几条街，便到了农垦局的政治部。我们弃车漫步，走进那已经显得陈旧的小楼房。在一间屋子里，找到政治部的李主任。这人个子不高，看起来很朴实，也很平和，讲着南方人的北方话，请我们就座，问了几句话，就打开了我从北京带来的那封介绍信。他看后，顿了一顿，问我：“怎么不给工资，那你吃什么呢？”
我惶惑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关系，我还有一点存款，我还有公债券……”好像这封介绍信是我自己写的，因为写得不好而抱歉，要请他谅解似的。
他更迟疑地用不理解的眼光看着我。并且说：“不能这么办。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问问。”
我赶紧又说：“我还有钱。陈明还有工资。”他便又问陈明每月多少工资。陈明说：“在八五三农场时，每月二十八元。”他说：“来到这里，每月三十元吧，有意见吗？”陈明说：“由组织决定，没有意见。”隔了一会儿，他又犹疑地问我：“这体验生活，你怎样去体验呢？”说老实话，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仔细考虑过的。这时候临时来想，要答复他实在答不出所以然，但很容易一下使我意识到我现在的身份与从前不一样了。我说，自然不是轻轻松松地到处走走，看看，访问，调查了。接着他就问起我的历史，问我是什么地方人，说在延安他见过我，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他说长征时，他自己是照顾徐老的卫生员。我这时一听便完全放心了，觉得又遇上了一个好人。他是长征干部，长征过来的同志都是受过大苦大难，很懂人情的人。这大约是一个好同志。因为他没有把我当作敌人，而还是把我当一个同志。就这一点使我心里暖融融的，我一直感激他。他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好的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五年初，我和陈明调到宝泉岭农场，那时李主任也下放到这里劳动。我们都曾住在招待所，进进出出，常常碰见。据说他近年在生活上犯了一点点错误。我有点同情他。我看到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从小参加革命，戎马半生，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有苦劳，也有功劳，人是好人，是诚实、正派人，也并非都由于腐化，却常常在糊里糊涂中，在生活上碰点钉子，跌个跤子。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的文化低，限制了他。这些同志对共产主义革命是有认识，有理想的，但可能理想却又不够高。他们能吃大苦，但他们在感情上却常常处于较低级的状态。他们结婚，只以为是一桩本能该做的事，符合一般世俗的条件就可以了。他们有了孩子，就照例当爸爸或当妈妈。以至生活上，或者生理上忽然碰到一点点能引起一种希望的时候，又不能克制自己，结果铸成了错误。这本不是什么大错，但或因我们社会传统上对这类事情有时有过于苛刻的一面，便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引起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常常为这样一些同志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