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较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二十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
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的信，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我告辞走了出来，孤单单地独自一人站在街头，无处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着伸向远方的公路。陈明！陈明啊！你将从哪条路走来咧？
十三、相会
第三天，吃过中饭，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门呀地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我认识他，但又觉得不是他了。这是怎么的？我一下跳下床，陈明猛地扑过来，把我挡住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分开才三个多月，他又黑、又瘦，显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怜惜地说：“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于是我们并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讲他是何时得到通知的，他是怎么来的，他舍不得离开八五三农场，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筑房、平地起家、共过艰苦的战友。我摸着他的手，又粗又硬，简直不像他的手，这是他吗？就是他。还是几个月前我们分手时那样的知心，那样的体贴，我只能从他旧有的轮廓来印证他外形的变化。陈明发现了我的诧异，深沉地说：“我现在是一个农工，一个农业工人。常在风里雨里，太阳晒，怎会没有变化呢？不过，我的心是不会变的。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什么事不能干？在多福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今后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联系，改变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记簿上填写成分时，我写的是农工，我感到自豪。我现在拿我的双手为社会主义服务，还用我的双手照顾你，我只希望你快乐些。你应该快乐地活下去，而且写文章。我们不背包袱，白手起家，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走出一条路来。”
陈明和我总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些想法比较简单，而且从好处想得多。他也曾痛苦过，我永远记得，他在被开除党籍那天流的眼泪，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忽然流泪了，而且，泪水是那样止不住地涌出来。我无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哭，我懂得他，为他的那颗心而哭。但他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个党员那样坚强地生活。他总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来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我有时会觉得他太简单了，他可能还不全懂得我；但他却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么会不懂得我？正因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这样的。他把一切忧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把乐观却捧给我，让我能过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确因为他，因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响显得更坚强些。假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或者消极悲观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将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终会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体贴他，而也振奋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