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的孩子蒋祖林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他八岁到延安，是党把他培养长大的，准备派去苏联学习，现还在待命。那年他正当十八九岁，秉性淳朴大方，深情却不窄狭，懂事明理，没有一些干部子弟的坏习气，不骄傲，有礼貌。在这样众多人面前，我觉得有这个儿子是很幸福的。我从来都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可以同我谈心的朋友。一九五三年他去苏联学习潜艇制造，学期较长，一九五八年还没有回国。他现在该怎样了呢？他一定为我们伤心透了。我最难过的就是我使他们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的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只希望他们坚强。他们怎样理解妈妈都可以，我只希望他们切莫悲哀，切莫丧失希望信心。但怎么能够呢？一想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我的心就比什么都乱，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样才能挽回这悲惨局面呢！
马迪尔旅社，屋宇内部，的确仍是光亮华丽，可是九年后的我，旧地重临，只能勾起无限感伤。我在这静静的屋里徘徊，我实在希望能早日去到北大荒，到达目的地，能看见陈明固然好，即使一时见不着，也总能安定下来，在世界上重新占着一席之地，从零开始吧。
十一、初到密山
六月末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到了密山。这是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城，离兴凯湖不远，在未开发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户人家和两三个留人小店的一个边境小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也为着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大营房，组织开拓团，开发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搞好久。东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北大营旧址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院。我的儿子蒋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着从河北建屏领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几个同学，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学校学了几个月。这个地方真正兴旺热闹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建国以后，王震同志出任中央农垦部长，大批铁道兵部队的官兵，每年绵绵不断地涌入完达山脉，虎、饶地区，乌苏里江沿岸及兴凯湖畔，安营扎寨、屯垦戍边，大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鸭绿江边、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儿们，放下枪枝，拿起锄头，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迸发出青春的火光。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军垦农场兴建起来了。密山，便成了这些农场的指挥枢纽和后勤基地。城镇虽小，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
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还只是孤身只影。车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车站也不一样。上下旅客不拥挤，也不会有来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见这里人同人都是笑容满面，都是高兴地走过来互相说几句话，好像是老友重逢。开始，我不免有点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但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看来，谁都不认识我。
怎么？是不是我脸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没有人想追究我是谁，只要是到这里来的，就都是农垦战士，各个农场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们一视同仁，把我当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因为到得太早，密山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我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们又走向山坡，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作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像幽灵似地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