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久，从通里间的那个门口，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中等个子，白净面孔，看样子是个负责人。我不认识他，正要站起来，他却抢在前面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仓惶地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去。他却和气地自我介绍道：“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在一起学习过，我们不同一个支部，大约他不大会记得我。”
我没有讲话，我该讲什么呢？
延泽民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问到我这次的去向。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点。延泽民却严肃认真地说道：“陈明在宝清县，在八五三农场，怎么能介绍你去汤原农场呢？这是两个垦区嘛！你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志正在密山农垦局，我打电话去问问。先安心住在这里吧，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我自然只能听他的。他告诉我他是陕北人。其实他不说我也听得出他的陕北口音。陕北啊！这是我经常用留恋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陕北乡音是多么纯朴浓厚、情意绵绵呵！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陕北人，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亲人，这该是一个好兆头！延泽民向他的秘书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辞出来了。
他们用小汽车送我去哈尔滨最新、也是当时最好的国际饭店。到了那里，服务人员带着笑容抱歉地说：对不起，已经住满了客人，无法接待。这样我们只好出来。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接纳一个“右派”分子，一只丑小鸭、癞蛤蟆怎能与那里的国际来宾，和高级干部住在一起呢？看来还是延泽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书只好把我送到道里的马迪尔旅社去。这家旅馆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过十年以后，如今却显得陈旧和窄小了。其实住这样的旅社对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太过分了。我坦然地随着秘书走了进去。旅社的负责人把我安排在一间塞满五个床位的小屋里，这时住进来的却只是我一个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个小窗户，屋子里显得很气闷。我坐不下去，只好走出去，在旅馆门口透一口气，我慢慢走向松花江的江岸。那位从北京陪送我的转业军人无声地跟着我。我看到一个咖啡店，便进去喝咖啡。当我们回到旅馆时，服务员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延泽民同志来过了，并且把我的住房换到一间朝南的头等房间了。我进去一看，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像当年一样的明亮和华丽。事真凑巧，这间房正是一九四九年我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途经哈尔滨时住过的那一间。时过境迁，今昔难比，我怎么能不回想到当年的情景和现在的厄运呢？
十、马迪尔旅社
一九四九年的马迪尔旅社，真可算是冠盖云集。从北京来准备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们，大部分都住在这里。我和画家古元同志是从沈阳来的。我于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回国后没有去北京，就留在沈阳写作，写了《十万火炬》，写了《法捷耶夫访问记》等篇，兴趣正浓。这时北京来电让我去哈尔滨与“和大”的代表团汇合同行。代表团团员大都是知名人士，有来自解放区的，有来自国统区的。在举国欢庆革命胜利的时候，这群天之骄子都要倾吐久别重逢的衷曲，抒发彼此因山水阻隔，未能会晤的渴望心情。代表团里有风流倜傥、不可一世的老诗人、名家郭沫若，有诚恳待人的长者马寅初，历史学家翦伯赞，大画家徐悲鸿，著名青衣、有一口好嗓音的程砚秋，还有老练深沉的刘宁一和热情才子、剧界先驱田汉、洪深，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家，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真正是济济一堂。我常跟在老熟人郑振铎、曹靖华的后边。他们关心地询问我这十多年战争中的生活情况。我理解他们，我感谢他们。在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后，郑振铎曾冒着风险热心照顾我，他以东方杂志社的名义，预支给我二百元稿费，使我能把孩子送回湖南家乡。曹靖华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我找到他时，他热情地款待我。他知道我急于找党要逃离南京时，他从心里高兴，并且满口答应协助我。果然他为此辗转写信给鲁迅先生。这些人几十年来都是名实相符的正人君子，都是对革命、对革命者满怀激情的人。郑振铎在一九五七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我的大会上），在高压的气氛下，作过一次很可怜的发言。他说他每次听到有人揭发我的材料时，他都大吃一惊，以为大约就止于此，不会再有什么了，已经到头了；但所谓揭发竟然连续不断，势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无是处的恶棍。他真痛心难受，觉得自己可能太书生气、太不理解这个世界了。当时我了解他，他的确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忠厚长者。我不知道批判大会以后，有朝一日他清醒过来时他将作何思考呢。曹靖华在大会上没有发言，但后来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令旁人满意的内容，他只不过是说一些空话，说我和冯雪峰是开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这些人一定得表态，否则，有人将把他看成是站在我的一边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鲁迅、秋白的友谊，这时对他也可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