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么几个想整人的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决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八、前进
六月下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票，并且特地选派一位转业军人陪我同去。他也坐软卧，说是要把我一直送到农场，这可真是特殊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支付呢？按常规说，“犯人”是应该由主管有司出路费，“解差”的旅差费更不应派在我这个“犯人”头上。我相信在别的单位，大概不会这样。陈明他们去东北，便是农垦部包的专车，而且三个人有一个卧铺。是不是因为从五十年代初，我和白朗同志响应号召，不领工资，依靠稿费自给，这样，如今下放的旅差费也应该自理？管它呢，只要我手边还剩有几个钱，我是不会计较的。也许这只是个别办事人员一次意外的粗心？真是耐人寻味。
车厢外边，阳光照着辽阔的原野，生气勃勃，玉米已经长得很高，麦子更见茂盛，远山近树，一掠而过。我的心悬在高高的空中，恍恍惚惚。我应该想什么呢？我不能无所思索，更不能麻木不仁。可是回忆过去，我实在不敢回首，就让它通通成为过去的吧。想望未来，未来将是怎样的呢？实在是一个谜。车厢本来不大，对面又坐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奉命监视着我的人。他们对我顾虑的是什么呢？死，他们不会担心，他们可能知道我是不会轻生的。我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二十五年前，在国民党的囚禁中，我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现在我决不自杀。怕我逃跑，也不是。如果我想跑，半年多来我是有时间可以跑的。但是，谁也清楚，我是无处可跑的。那么就是专门照顾我来的，但绝不会，他不像一个照顾我的人，他不会照顾。他只是奉命一路监视我。返回北京，他可以把我一路的狼狈相汇报给一些对此感到有趣的人听。但我还是摆脱这些思想，我装着什么都不了解那样，把他当成一个同志，一个曾是解放军的战士那样看待，我照顾他吃饭，照顾他休息，同他拉家常，聊天，以解他旅途的寂寞。他对我本来是谈不上有什么恩怨的。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有些讨厌我，或者对我有戒备，那只是从他的领导人那里得来的。这怎能怨他呢？我们总算相处得可以。沿路也没有认识我的人，没有什么干扰。可以说，我还是比较平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哈尔滨。
九、陕北人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尔滨。车站上很拥挤，全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个来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协会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转业军人从拥挤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们往哪里去呢？只好拿着作家协会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去敲黑龙江省文联的大门。等了一小会儿，我独个儿被请到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宽敞整洁，阳光充足。我坐在一张软沙发上，感到很不相称。我的紧缩的心，和厌烦的情绪，使我希望赶快离开这里。我想我是不得已才来这里的，我不求别人什么，只需有个人，打个电话，为我们找上临时落脚的地方，能睡一夜，换张车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