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决定就是这样。那么，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么，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决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七、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的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真正的，长期的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一个知名作家，作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脸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待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共产党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个共产党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