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火柴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在大雪严寒的夜里，在雪白寂静的街头，人们都围聚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圣诞节。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卖不出去，又冷又饿。她蹲在街头墙角，划一根火柴来温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给了她热，也给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见了她想望已久，美丽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气，得到了安慰。……
陈明来信告诉我，说王震同志到了他们那里，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去他们那个队看望大家。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绝大部分是国务院一些直属单位的所谓“右派分子”，大约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是跟着党走，在党的哺育下长大的青年。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正在有为之年，如今却背着黑锅，来到边疆，在体力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思想。很多人都是强忍悲痛，抛妻别子，还要用种种设想，种种方法，说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这种处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停发原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一律只拿二十八元。不过，人民政府有一条补充规定，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确有困难，对原来靠其赡养的直系亲属，每月可以按人补足八元钱的生活费。这些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自然不能没有区别，从内心来说，就更难知深浅了。大家临时凑在一起，谁对谁在短时期内还能作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励，但是否真正能披心沥胆，以诚相见？在风暴之后，恐怕谁都会心有余悸，一切以少说为佳。但有一点，他们绝大部分都肯积极劳动，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给农场负责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陈明也许是其中比较最单纯的一个。他每封来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样参加新的艰苦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生活。他根本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无限的乐趣。我很了解，他这样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去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才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阖眼。一群踟蹰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你这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呵！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经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五、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活下去？怎么能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