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多福巷十六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以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两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啊！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十六号的大门口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看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不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呵！我们好像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人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刻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能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地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二、寂居
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四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五七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儿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我们时，他已经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听到我们的话，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这年七月祖林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校。那时夏更起是多么的对他充满同情，陪他去飞机场，同他一道在机场等待起飞。这以后他每天小心陪伴着我们，悄声地亲切地说话。再过一阵，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不得不向组织上报告我们的一些行动。我在大会上听到了一些对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责：如我因连日听会头痛、胸闷、喘不过气，陈明带我去游人较少的北海公园后门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两天两夜没有阖眼，还要支撑着去参加批斗会，陈明叫更起给我买过一次一钱重的西洋参。我们明白了，我们并不怪他，他得接受这个任务。他怎能拒绝说不呢？但我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而不愿意去报到入学。我们问他的理由，他说怀疑自己有肺病，学化学不适宜。但我们却认为这可能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去上大学是离职学习，便没有了收入。如按过去正常情况，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但现在不行了，他得同我们划清界限，他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样能够接济他，向他提建议了。这不久，我便向机关提出，我不要公务员了。我并不是怕有人监视我，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务员着想，如果谁还跟着我这个“反党分子”，那是他的耻辱，他将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伸不直腰，甚至洗刷不清自己的。我只能忍心看着他调回机关，看着他放弃已经考取了的大学专业，而且也模糊地预见到他的前途。这孩子虽然日渐长大了，却是一个多么忠厚朴实的年轻人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