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日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打发这漫长白昼和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地咕咕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蟆，整天咶咶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真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咶咶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作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三、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第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充塞我这摇摇欲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呵！
清明节到了。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五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五年了。五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的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我是否是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妈妈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决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一九四七年在阜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一九五〇年准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到了一九五三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等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后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回到桑干河，走访了好几个村庄。一九五四年我又去桑干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红楼梦研究》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有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错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小说，实在倦于这些过左的和在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得八万字。这时发生了胡风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之后，接着便来势汹汹地展开了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日子里》八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里，至今两年多了。稿纸都焦黄了。我为这长篇所构思的人物档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园，山坡，河流等等的设计草图，连同一些读者来信，对一九五六年发表了的小说前八章（约四万字）的一些意见，都锁在一个小的铁皮箱里，我常把它们取出来反复翻阅。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我脑子里翱翔的人物，他们常常对我微笑，对我投来热烈的目光。“我们在等着咧，怎么你还不把我们介绍给读者？”这两年来，他们眼睛瞪着我，诧异我为什么不动笔。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呼唤是多么地缓解了我现在的愁怀。我要压制眼前的一切烦恼，打扫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们塑造。呵！亲爱的朋友呵！我知道，人民需要你们。你们一定要在人民中经历风险，在战斗中成长。现在某些人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没有权力，也不忍心扼杀你们。我将怎样排除这挤压着我的千斤重担，全身心地拥抱你们，把你们捧献给人民呢？寂寞、愁苦、耻辱，使我的心灵都萎缩了，一点生机，激情都窒息了，枯干了，失去了颜色。我将从何处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呢？现在只有你，《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可是，我将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征服我面临的灾难性的障碍呢？真是“泪眼睨天，雨来天半”，万里长空只有濛濛的迷雾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