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自己的艺术的态度很正确，他说：“我虽然会唱一百多种调门，不过那是老一套。我告诉你们，你们再去编，该修改还要修改，我是没意见的。”他从不保留他的技术，而且教人都是从诀窍上使人易于掌握。
到了店头之后，他不说走，于是又留他，他便又随往关中。到了关中之后，他仍不说走，于是又随团去陇东与三边。他不只教唱，教做，而且有时一个人出台唱全本《张良卖布》，观众听完了还不肯散。
刚来时，他还喝些自己带着的洋烟。柯仲平同志知道这个，不愿伤他的自尊心，装做不知道，只从旁劝说；别的人也给他暗示。他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有这种坏毛病，一狠心，难受了几天，也就熬过去了。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五十一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竟一下子就戒绝了。
在民众剧团要回延安的时候，他表示不愿离开团体了，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家。他舍不得向他学戏的那群纯洁的娃娃们，舍不得热情的团长老柯，舍不得这个团体的有秩序、有情感、有互助的生活。虽然他的家现在也是边区了，在家里也可以生活得平安，可是这里教育更好，这种集体生活更使他留恋。并且他认识到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大家，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这种工作使他年轻，使他真正地觉得是在做人。他决定要参加这个剧团了，当然他很受到了欢迎。从此他找到了他永久的家。
他到延安之后，四处看了一些，许多老熟人也见着了。大家光景过得很好，很和平。也见过一些负责人，都待他很好，很平等，和过去旧社会的官长完全不同。他们总是很耐心地解释一些道理给他听。他听得非常高兴，他的确受了感动，所以只要他能做的事，他总是不辞劳苦的。为着民众剧团买戏箱，他冒着危险到蒋管区去，奔波几次，终于办到了。他看见那些坏了的凳子桌子，便自动地拿来修理。看见窑要坍了，也自动去修。他说：“要化那么多钱，何苦找人，看我李卜来！”
他在剧团里教唱，教做工，民众剧团的技术因为他更加提高了。观众都说现在的演出更好，有把式，而马健翎同志也很善于利用这旧形式，创作了新型的有名的《十二把镰刀》和《两亲家》。
张鲁同志也到他这里学郿鄠，把这些东西带回鲁迅艺术学院去。许多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也来找他。这一两年来，延安的秧歌有那么多好听的郿鄠调，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的婆姨和儿子在家里也过得很好。他去看过他们，儿子大了，替别人揽工，老婆纺线线，乡政府对他们也很有照顾。他还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替儿子娶媳妇呢。
三
这次，他被选为代表，出席边区文教大会。当他在小组会上听到有人说旧戏子难于改造的时候，他站起来了。他以他自己简短的历史，做了说明。他说旧戏子的确很多有嗜好，有一些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这些人在旧社会里是受压迫的，只要一解开革命道理，头脑弄通了，改起来也很容易。譬如他自己，几十年的烟瘾，还不是因为参加了新的生活，一下子就戒绝了么？过去爱玩，把木匠手艺丢在一边，宁肯讨吃。民众剧团谁也不知道他会这一套，并没有人叫他做，还不是因为自觉到公家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样尽心尽力地做了么？他说：“旧戏子对于技术，是保守的，可是我就只怕教不会别人。我教会了别人，别人可以借它教育老百姓，我的陈货在他们口里，变成了新的，我看见了只有喜欢。我是一个老人了，我要改造自己，也还要改造别人呢。”他又劝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说旧戏子难于改造。旧戏子在陕北还有很多，边区外边就更多了，主要是在我们的教育。先要把这些人的脑子弄明白。当然也会有人慢些，但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的话得到全场的拥护，大家都爱他。过去五十年来，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艺人，被军阀和各种的势力逼着，被环境困着，他是一个抽大烟的穷戏子，甚至流落在街头卖唱，被人瞧不起。现在呢，他是一个革命的群众艺术家，积极地工作着。他在那么多的代表面前，在各处地方做宣传工作的领导者和艺术家、文学家面前，提出争取旧戏子的文艺政策。他是正确的，他就是亲身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
1944年10月20日夜
风雪人间
上卷到北大荒去
一、意外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