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保霖听到张清益在关中办义仓，成了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田保霖说：“咱靖边跌年成更多，年年防荒早，这是一件大好事，咱合作社也办了吧。”于是他纠合众人开了一百一十五亩荒，又租了一百八十五亩，一共有三百亩，每亩收二斗，便可收六十石，而这个义仓还可推广，还可发展，要是每乡都有一个那就不怕天灾了。
因为他曾经向神父磕了八年头，仍然得不到一口饱饭，革命的政权才救了他，所以他格外讨厌他庄子上的关巫神，一看见上坛、下地狱、退煞谢神就恨：“这二流子又在骗人的钱。”他想出了一个治巫神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医生来，开一个药铺，四处替人灌羊治病，三个月中治了三百个人，灌羊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社来。关巫神说：“田保霖本领大，神神也不敢来了。”
五乡的合作社一出了名，新城区的合作社便有了师傅。田保霖的合作社又成了总社。他们常来打听行情，学习方法，也开油房，也跟着栽树，也跟着赚钱。邹老太婆也到了六乡，还要到三乡去。田保霖合作社在九个月之中，老百姓分到百分之九十的红利，他们笑着把红利又入了股，天天念着田主任名字。
现在田保霖到延安来了，参加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他带着极高的热情，他要见刘建章，他听到过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各种方法；他要向刘主任学习，学习到能把合作社办成老百姓的亲人一样，人人相信它，依靠它，他也要把他的经验告诉别人，让大家研究。
这个会议马上要开幕了，它一定会把田保霖更提高一步，他的眼界也就更宽广，他一定会更坚定，更耐烦，做更多的事而为人民所拥护。
田保霖是一个爱名誉的人，但他牢牢记得惠中权同志的话：“要好名声只有一条路，替老百姓办好事。”
1944年6月
民间艺人李卜
一
一九二五年，甘肃省平凉、隆德一带，来了李卜。他是从洛川一个戏班子逃出来到蒲城，现在又逃到甘肃来的。他穿了一件旧单褂，带了顶旧麦秸帽子，胳肢窝里夹了一个小包包，走在别人门前或柜台前边一坐，把右腿往左膝上一放，像往日在台上那样，再把一个三岔岔板拿出来一敲，小眼睛一睁一闭，他就唱了起来，唱的是那些讨人欢喜的吉庆话：
“一报堆金多吉有，二报夫妻两双全，三报三阳增开泰，四报四季大发财……荣华富贵万万年。”
人们在他四周围了拢来。他停了唱，说：
“出门人缺少盘缠，请大家凑合凑合，高抬贵手点几出吧。唱得不好，大家包涵。”于是他递上手折，手折上写着很多戏目。
这样，他挣上三串五串。
夜晚，他找到那些庙宇，独自蜷卧在那空廓的殿堂上，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四岁的李卜，包下了安邑县的一边城墙和城楼，高高地搭着木架，指挥着几十个工人和学徒。作为师傅的兄长，从老家运城跑来看他，又看了他包的工程，一言不发地回家去了。他告诉他们的老父亲说：“棒健，行，能放心！”那时，他的确是一个好木匠和泥水工人。
然而他喜欢唱戏，尤其是郿鄠。在蒲城做工的时候，常常练着那些调儿，边做边唱，把木活都做坏了还不知道。每年春季，他便伙着一群青年人闹社火。要不是跌年成，他也许不会到河西来，也许遇不到宜城的安老留。安老留发现了他的表演天才，鼓励他参加了班子。从那时起，他成为一个名丑了。
他满意这项职业，因为他喜欢它。可是，在旧社会里，他老是逃不脱军阀官僚的压迫。当时驻扎在延安府的陈连长，把他绑在马上调来。后来，洛川的队伍又把他从当地老百姓的班子里抢去。他厌恶那种狂嫖滥赌的糜烂生活，愤慨那种非打即骂，人压迫人的专横。他活动与他同来的小旦一起逃走，但那个老搭档因为长得漂亮被师长所喜欢，给收买去了。他独自逃了出来，成了一个街头卖唱的无家可归的人了。
在洛河川一带，谁不知道李卜呢？可是这时他却常常一个人宿在孤村野庙里。他恨那些军阀们，也恨那个小旦。他常常想到自己的前途：三十几岁了，现在还可以混，可是这样搞下去，老了又怎么办呢？他看看窗外的月影，想着这些，忘记了衣襟的单薄和古庙的寂静，却更深切地体味到深夜的寒冷和荒山的凄寂。
日子拉下去了，他没有办法跳出这种生活。他老早就抽上了大烟，一个月要几十两土。除了唱戏，他也没有别的兴味。于是他流浪着，一个村一个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