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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的日记(125)

作者:丁玲

这个公寓有较好的条件,有大门、后门。客房很多;旅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内用饭。这是我最愿意的。因为我怕见人,防备有人盯我,万一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绑回南京。因此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上过一次街,连去厕所也要看门外走廊有没有人。

第三天,雪峰来了。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惟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我一盆冷水。这当头一击,的确把我打懵了,但并没有把我打倒。他怎么这样不懂人情,可能他就变在这里,变得没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这种严厉在我当时是受不了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一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吗?受罪的哪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经过长征的人,受过见过多少苦难,他的心变硬了,他想到的是整个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于是我心胸立刻开阔了,坚强起来了,我更感到惭愧,觉得他的严厉是对的。他这是以高标准来要求我,这很好嘛。好像从我们最初见面认识起,他对我这个人,对我的文章总是表现出不满足,使我觉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总是关注着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够更前进一步。这时我不哭了,他也更不再问。他对我讲长征故事,讲毛主席,讲遵义会议,讲陕北,讲瓦窑堡;讲上海文坛,讲鲁迅。他心里只装着革命,装着两个伟人。我虽然仍觉得三年多来我已是遍体鳞伤,抚今追昔,痛苦呻吟,但在听了雪峰的热情的革命事迹的叙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欢欣,我到底已经冲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队伍里,回到自己家里,我现在应该鼓起力量,迈上光明的前程。

二十九、转折

在俭德公寓住了两个星期。开始还好,以为希望就要实现了,今后将会万事如意,只要脚步一迈,我便可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苏区了。这期内有时胡风来,有时雪峰来,可以听到许多对我都是新鲜的事情,又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虽说不能出公寓的门,很苦恼,但这究竟不算什么了。我提出来要去看望鲁迅。雪峰说,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我去看他,定会引起他的情绪激动,暂时不去好。我有一点懊恼,觉得太不凑巧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他病的严重性,没有想到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见面了。后来雪峰来了,很忧戚地说:“怎么办呢?去陕北的交通又断了,一时不能走。没有适当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险。但长期住在这里,不能出大门,怕有一天会暴露。我们考虑了,潘汉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听了心情非常沮丧,不管到哪里,再苦我也愿意。我决心去陕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乐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说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说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这几年我心灵的痛苦的历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我背负着的哪里只是一个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见到了党的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满心以为你们会伸出手来再拉我一把,送我远走高飞,怎么能还让我回到那个地狱里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长征的艰难。长征自然是艰难的,可是你们是一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一起,你们是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们为这事几乎吵起来了。他再三向我解释,一时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有人照顾,的确为难。他为我分析当前的形势,说我们党正在与国民党谈判,要停止内战,要释放政治犯,要搞统一战线,要团结抗日。现在上海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在努力争取这个局面的早日实现。这一切都同过去不一样。这时如果你能争取公开来上海,出版一个刊物,你以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来活动,是可能做得到的。从你个人来说,公开活动比地下活动更好,更有影响。国民党不是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共产党员吗?那你就顺水推舟,可以装作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来公开活动。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总之要争取公开出来工作……他设想的办法很多,好像只要我愿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党组织的身份和我谈今后工作的,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听命呢?入党时我的誓言不是说,要做一颗螺丝钉,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但这件事使我后来,甚至许久的后来,我都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对我的处境也不够了解。但当时我不得不含着眼泪接受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地向着南京走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