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不，应该说是朋友，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但我现在苦于无从找到党。他听了很感动，我们像一对老朋友，像亲密的战友商量开了。我们两人估计，鲁迅先生那里一定会有党的关系，可以从他那里间接找到党，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鲁迅是很困难的，也有危险。我深知不特我的周围有特务，鲁迅先生从来更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之下战斗和生活的。曹靖华慷慨地应允我，他设法写信转告鲁迅。这样，我们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为我如果久留北平容易发生意外；再者南京离上海近，如果找到了党，联系可能更方便一点。
我对北平别无留恋，第二天，我就告别李达夫妇，如约离开北平；曹靖华到车站送我上车。他再三说，信，他即日发出；他嘱我耐心等待；又说一定要尽早离开南京。
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冯达也是这样。他自然能猜测出我此行的动机，但也只能看出我对此行的失望。我不说，他便也不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二十八、回到上海
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第二天下雨，在一个小咖啡馆里我见到了张天翼。我们很快约定了我去上海的车次和车厢。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里等我并且和我同行。这时，我觉得他完全换了一副样子，天翼，天翼！你变得真可爱呵！变得真令人感到可亲呵！过去的冷漠的印象，一下就云消雾散了。就为了这一点，我永远感谢你。即使后来一九五八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横生的误会与隔阂，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时的处境困难，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谢与尊重。一九六三年我从北大荒请假回北京看病时，特地到作家协会去看望你。一九七九年我调回北京，听说你患病，我第一个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满面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丁玲研究资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莎菲女士》那篇应景文章收编进去，我认为这不公正，很为你不平，我几次向编辑同志表示我的反对。但是，文坛上的门户偏见，由来已久，积习极深。一些该有的文章却没有，一些不该有的文章却又有了。我被驱出文坛久矣，很不了解情况，我的意见，也不被人重视。既然丛书编委会的主持者早已成竹在胸，取舍已定，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对你一九五七年的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记你在一九三六年冒着风险，为党传书，带了那张条子给我，而且按照党的托付，为我布置了脱离南京的行程和办法。
又过了两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间茅草屋，一个人在小院里，在屋门口好像无事地散了一会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等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一声不响，装出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一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一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了一句什么，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呵！过去我只见过这个人两次，但这时一下就认出他来了，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我像见到了许久未见到的家里人。我笑了，这艰难的笑呵！这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甜蜜的笑。我们都笑着，互相望着。汽车走进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过去没有见过的一幢楼房门前。楼房大门口挂着俭德公寓的牌子，实际是一个普通的、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又高级一点和新式一点的旅馆。胡风领着我走进早已预定好的一间房子。进门一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口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诉我这是雪峰要他准备的，说雪峰要过一两天才能来，他正有事忙着，要我安心住在这里。我看见桌子上摆了几本书，我忙着去翻看，全是几个新作家的书。如田间的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小说等等。胡风逐一向我介绍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谈到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了，他约定明天再来看我，便向我告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