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孙夫人以及一切对我怀着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把这三百五十元全都寄给了在湖南乡下的老母和我的一双儿女。我现在安心等待，我将无所牵挂地奔向苏区，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献身。
别了，同志们！朋友们！别了，亲人们！我们大家努力奋斗吧，我们还会再见的。
三十一、在西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组织上安排我同聂绀弩同志改名换姓，经过几次国民党关卡的检查，终于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候预定从陕北苏区来找我们接头的人。第一天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担心，但总要悬想、盼望这个从陕北来接头的人能早早来临。第二天傍晚，果然从门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声问道：“聂有才先生在吗？”聂绀弩转身去望，来人朝我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呢帽轻轻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惊，几乎叫出声来，赶忙笑着让座，这不就是潘汉年同志吗！
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处在日夜都有警察盘查的这样一个留人小店，碰到的都是带着疑问和仇视的目光，我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敌人统治、满布特务的城市；潘汉年同志到这里来接我们了，他是从陕北苏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保安来的。他浑身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光辉，我好像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
他还是那么轻松，闪着那双智慧而机警的眼光看着我。他不问我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
怎么，这个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在幻想里面出现过的那些瑰丽的海市蜃楼，现在正摆在我面前，我只要一点头，就会有一只可以信赖的手来牵引我。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妈妈的怀里”。现在这个日子临近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固执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境，但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聂绀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我搬到七贤庄（当时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抗战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的一个革命纪念馆），在那里安心等候着去保安。
（以上摘自《回忆潘汉年同志》）
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间，我住在西安的一个外国牙科医生家里，等着进陕北苏区中央所在地保安。这位牙科医生很年轻，他告诉我他是德国人，他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冯海伯。一九七八年我在叶君健同志记述艾黎同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读到他是奥国人，名叫温启，是革命者，或者还是共产党人。他是受到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到中国来的。他喂养着一条狼狗，狗的名字就叫“希特勒”，可见他恨希特勒之深。他白天行医，每天有不多几个人来看牙，一有空就和我们（另外一个绰号小妹妹的老共产党员）聊天。晚餐后，他用仅有的一点中国话或不多的英语同我们交谈一点新闻。我的英语会话水平很可怜，只懂很少不成文的单字。这屋里还住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镶造假牙，女的操持家务，每天烤很好的面包、蛋糕，做很可口的西餐。后来这位男的有病，夫妇俩便到上海去了。这个牙医诊所实际是我们党的交通联络站，是不能轻易雇用佣人的。于是做饭等事一时就落在我和小妹妹身上了。我们不会烤面包，做西餐，但小妹妹很会烧中国菜，大米饭。牙科医生有时嫌我们做的菜太油，但仍然觉得好吃。这里平日除了刘鼎同志来向我们传达一些党的指示和新闻等外，是很少客人来的。我们只是看点书报以度过寂静的白天，或者三个人在温暖的电灯光下听听收音机。一天下午，冯海伯告诉我们，晚餐有客人，要多杀几只小鸡，多准备一点汤和点心咖啡等。他平日在我们面前的表现，还是比较老成持重的，此刻却掩饰不了他的异常的兴奋。晚上我们听到前边客厅里有响动，有客人谈话的声音，我们为他高兴，我们守在厨房一心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