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一惊，转头一望，原来是韩侍桁。韩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学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桁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他在南京正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一本《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大概是这样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园后，他跟着姚蓬子来过一次；这年春天，来得多了几次，暑期中还问我要稿子。他说他打算编辑一个杂志，定名《今代文艺》。他表明，这个刊物是另一个左翼刊物《文学界》的外围，是接近于周扬等一群人的。我那时与上海文艺界完全隔离，只知道周扬是左联的一名成员；《今代文艺》果真是倾向他们那就可以给他们稿件。因此我给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文章后来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艺》。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但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看他平日对我的言论，好像他只专注于他的翻译；但在我脑中也曾有过一个问号：他搞翻译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关系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关系，我是摸不清的。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车。他推着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我真没有办法了。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发现我并不是来接朋友的，他会不会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我两个星期就回来。冯达一直病在床上，等我照顾呢。”
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心不在焉地同韩侍桁告别。汽笛一声，我走进二等卧铺车厢，望着车外朝后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铺上。为什么我这样倒霉，这样多难？北平之行的前途将是怎样呢？
二十五、火车上的邂逅
谁都知道，王昆仑在国民党是一个高级人士，是大人物，想当然是国民党党员。我知道他正在同我过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谈恋爱。我向来不喜欢谈论关于别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处境，他和孟君的关系，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我现在却怕他。怕什么呢？他这个国民党的高级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踪，会不会破坏我的计划，使我功亏一篑呢？我将怎样敷衍他呢？自从曹孟君在南京任职后，我们的友情就逐渐淡薄了。一九三一年，为营救在龙华狱中的胡也频，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里，我觉得她比较冷淡。她原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什么变得这样冷静、淡漠？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感情的变动。不过，这只是些小事。问题是：现在在重要的关口，我遇见了她的新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高级人士，我将怎样对待呢？
我正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