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满头的头发脱光了，但却慢慢活过来了，内科主任说得的是伤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内科主任把我救活的，还是我自己逐渐好起来的。我住医院的钱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该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园。苜蓿园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将重新起飞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个冬天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现在无心给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谈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个人，这个她从小带大的惟一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又离开了故乡故土，对别的都是无能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让我相信她还是可以把担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一点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攒了五六年，为麟儿存的一笔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计划十五年后一次可以拿上几百元，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为她可怜的孙子一点一滴省下来的血汗钱。这时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大江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我想革命者发表文章、唱歌、演戏……总应该分清在什么场合嘛！化名是骗人，也是骗自己，欺骗总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我如果要写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国民党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去生命可以不顾，坚持过来，目前这一点困难却不能忍耐熬过吗？冬天虽然寒冷，是可以熬过的。过了冬天，就该是春天了！不会没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条死而不僵的小虫，带着两个小孩，在慈母的怀里，再熬过这个冬天吧。
二十三、春暖待花开
苜蓿园是不会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却依然波涛汹涌，激奋人心。我在床上读到报纸，看到“一二·九”青年学子的进军，我的心随着大队滚滚前进。我要跃起，要飞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里去。但是目前我的处境，我该怎样呢？我没有忘记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样才能逃出这四壁铁墙似的囚笼？逃出来了又到哪里去？哪里能够安身？哪里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样才能成功？才能万无一失？我反复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动，党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写文章。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于是我努力振作起来，拿起搁置了两年多几乎生了锈的笔，我沿着自己创作的路子，用心用意，写了《松子》，接着是《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松子》发表在萧乾编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报》的副刊《文艺》。《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叶圣陶主编的纪念开明书店成立十周年的专辑《十年》。《团聚》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文季月刊》和萧乾主编的《文艺》都是以鲁迅等左翼战士为支柱的。叶圣陶从二十年代起，长期来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边，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洁身自好，忠实地维护革命。他们都是中间偏左，与反革命的国民党是绝不调和的。国民党也讨厌他们，不会放松他们，但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不得不表面上缓和一点，宽容一点，以装潢他们的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第二步，我稍稍开了一点门。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党员，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一九二四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听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只是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一九二九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二〇四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住二层楼。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二十五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