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苜蓿园
十一月初，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那时治肺病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只是用钙片把病灶包围起来，让结核区逐渐缩小。这样，他请假在家，一天到晚无声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广东去，但又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我却打算从此分手，带着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现在又怎会放虎归山？如果提出来被拒绝，那就不如仍然暂时不提。可是这日子怎么过？麟儿思亲，整天怀念刚离去的祖母；婴儿缺奶，日夜不断地啼哭。我自己向来是天涯游子，从来没有操过家务。现在困住囚笼，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样安排？再求我母亲出来，一时是不可能的。冯达已经垮了，对我也是负担。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的眼里是一个小人物，无足轻重。既然病成这样，就可以释放回家，顶多再由家里具一个铺保了结。可是他总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这里受罪，心里觉得惭愧，只好拖过一段日子再说。
这时姚蓬子接受国民党给他安排的差事，到芜湖去编辑《大江日报》。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没有二心。因此他不愿带妻子儿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钱，和妻儿两地分居，自然花费要多些。我同样也感到经济的拮据。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我又不会操持家务，从没有管理过家庭钱财。这样我们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佣人，日用开销都由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姚蓬子的妻子带着孩子住一间大些的兼吃饭。冯达一个人住一间小些的养病。我带孩子们住另一间。房子很挤，但房租便宜多了。这时，我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我想隐居在这城外的陋巷，暂度时光，以后再说。
苜蓿园坐落在中山门外一个小村庄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时认识的。那时他同曹女士初恋，曹女士与我同在一个补习学校。二五年春季，我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们那时都没有党派关系，都崇拜鲁迅，都渴望自由，都对将来满怀希望。大革命失败后，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我们就疏远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终没有断过联系。我们不谈政治，不触及我们或许有过的分歧，我们保持着一丝旧谊。这时我需要有人帮助，便设法找了他。他那时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已经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愿意帮助我，便在中山门外，找到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正房后边还有两间灶屋。我和姚蓬子两家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进去。左恭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我却两次去找他。他对我的思想、打算、处境从不询问。我对他的生活也不调查。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事实上他也总是愿意帮助我。如果我还有什么事要求他，他会为我奔走的。但自然对于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后来我们便没有来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听到过有人谈起他，说他在抗战前就同“我们”，同我们地下党有些联系。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他来看过我一次。我们相对坐了一会儿，都没有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想问的事问一声。大约觉得我们相近过，也互有了解，却长时间隔离得太远，好像雾中山水，总有点朦胧一片，需要问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后来当我回忆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矶，马车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着的情景，我曾后悔，我是应该多了解他一些的。我们为什么谈得那样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政治经历和思想见解。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们都不愿因为曾有过的分歧影响那脆弱的友情。我们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却又因此使我们有所隔离，反而只剩下一点空虚和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