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伤寒病
苜蓿园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蛰居在这里，似乎应该打扫尘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来，然而我心里整日翻腾，夜不能寐。在春雨绵绵的时候，在夏蝉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独自伫立在屋檐下，仰望云天，辗转思谋，下一步棋该怎样走呢？母亲终于又来了。她是无法拒绝在困境中的女儿的请求的。冯达病假超过半年，不能再领工薪，他是我的负担，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为我还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顿在后边的灶屋住，隔离开来。现在他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人看来，我还是不忍弃他于不顾。他也只表明他的无可奈何勉强陪我度过这难熬的岁月。表面上我们还是夫妻，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当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身体无法支持。不知为什么我每天下午发烧，时间长了，人没有一点精神，疲惫不堪，我怀疑是不是我传染上了肺病。我去医院照了片子，但没有结果。这个医生这样说，那个医生那样说，吃了一些药，毫无效果。就这样每天继续发烧。我先还瞒着母亲，一人放在心里着急。后来病越来越厉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头痛脑胀，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担忧。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将怎样呢？各种各样的想法，啃着我的心。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对我倒是一种解脱。人世间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恋，都不牵挂，母亲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丢掉。但我只有一桩至死难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党里去，我要向党说：我回来了，我没有什么错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都顶住了，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敌人散布的谣言，现在我处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无法为自己辩白，洗清倾倒在我满身的污水，我还陷在深井里。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病毫无转机，我只得向母亲说：“妈！我得花一笔钱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替我治病。听说这个主任医术高，只是非常势利眼，对头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细，对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妈妈，我得设法弄钱。可是从哪里来钱呢？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应的，他父亲有钱；不过一定得还他。你看你还能从家乡想点法子吗？”我母亲看见我的态度认真，感到事态严重。她担心地说：“你自己的病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自己做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凭我几十年在家乡的一点信用，几百元钱还是可以张罗得到的。你千万不能耽误，先借点钱，治了病再说。”我小的时候，父亲病重时，母亲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饰、古玩、家具全都卖了，替他请医买药。父亲死后留给她一笔一笔大大小小的债务。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变卖得干干净净，还清债务，只剩下一担儿女压在肩上，离开故土，到县城里自力更生，以小学教员的微薄薪金养育我长大。后来我能写作拿点稿费，却因自办出版社亏本负债，最后还是她寄来三百五十元偿清债款。这两年，我自然更没有分文能给她。在湖南乡下，麟儿就全靠她双手撑持，我连问都不敢问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现在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别无办法。母亲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把什么都耗在我这个孤女身上了，我什么时候才能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场！？妈妈呵！这是由于我的不孝吗？是你的命苦吗？你是那样热情地以助人为乐，那样胸怀坦荡，把痛苦踩在脚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儿，我什么也没有给你，却总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学到如你那样坚强，我要活下去，为人民做事，对国家做贡献。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个人应该承担的负担再交给你。我应该洗清自己，还你一个干净的女儿。那么，好吧，让我先治好病，然后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亲爱的妈妈，我应该无所畏惧了！
第二天姚蓬子从芜湖回来。我请来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就诊。他显得很有把握似地说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了二等病房，单间，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两百元住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病房。主任说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电疗，又打针。可是仍不退烧，热度有增无减。白天，我烧得认不清人；方令孺来看我，守在我身边，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于用冰凉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较清醒。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了一个保姆守夜，她为我全身按摩，这样我才感到稍安。我心里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么痛苦，全无感觉，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祷告着：“我不要死啊！不能死呵！天可怜见，让我活下去呵！”我注视着窗外，万籁俱静，我揣测着明天，盼望有一个好天气。